怪吗？但政治局委员的绝大多数，都明确肯定地向他汇报：有统计数字，各省区的农村人口在成千上万、成十万、成百万的减少，再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了。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修养思考一个时期。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同意为一百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根本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总司令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全会（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全会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总书记邓小平在7月31日会议上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归我们处理了。”邓宣布后，毛说：“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渡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此次，毛泽东退居二线（但绝对不是放权），开始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整顿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分头下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就地处理灾情。只有毛泽东、林彪两人没有下去。毛泽东去了杭州疗养，林彪常住苏州养病。

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非正式地给周恩来“反冒进”的问题平反，恢复名誉，似乎是让他放手整顿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的一个信号。

周恩来机敏地接受了毛泽东的信号。在8月国家计委讨论编制1961年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8月底，李富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同意计委的意见，并增加了“充实”二字，变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其适用范围则由计划部门个工作方针变成党和政府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时肯定了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大跃进的终结。

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后果是极端严重的。各种比例失调，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乱了套。

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年至1960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了“一五”计划期间平均积累率24.2%的水平。

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钢铁工业畸形发展。1958年至1960年，重工业增长二点三倍，而农业却下降了22.8%。

第三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工业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

第四是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由于基建规模盲目扩大，增加了几千万职工生活保障的开支，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最后是商品粮的供应能力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严重失调。以农立国的中国，自己养活不了自己。

周恩来做了巨大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甚至自己拨拉算盘，总算弄清了三年粮食产量的糊涂账。

1958年，庐山会议“核实”为五千亿斤，经再次核实为四千亿斤。

1959年，原估产五千四百亿斤，比庐山会议“核实”的1958年产量增加8%，实际不但没有增加，还大幅度减产，实际产量为三千四百亿斤。由于估产偏高，这年征购粮食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三亿斤，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八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各地饿死人的事情日趋严重。

1960年由于农业上调整政策不落实，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五百三十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1949年的水平、

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

面对这样的局面，周恩来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责任心和卓越的治国安民的能力。

在1958年5月至1960年6月两年时间国务院脱离周恩来掌控的情况下，国家战略储备粮被掏空了。作为总理，他首先要让全国人民吃上饭，不能再让饿死人的势头蔓延。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960年6月底报告称：入夏以来，北京存粮只能销七天，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队十个城市的存粮只能销八、九天，周恩来艰难地与产粮省商量，调运粮食给几个大城市化工业区，保证这些地方没出大乱子。周恩来在陈云的支持下，冒着政治风险，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建议进口一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第一批运粮船1961年初从澳大利亚抵达天津港。为了及时向灾区分发调拨，他指示外贸部紧急进口一千二百辆卡车，交粮食部专用。1961年进口粮食五百八十万吨，减去出口一百三十六万吨，净进口四百四十四万吨。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令人遗憾的是，周恩来恢复职权太晚了，他1960年秋天才弄清全国缺粮的数字，尽管火速行动，在1961年初第一批粮食紧急调往灾区时，又有成千上万的农民饿死了。

1960年是国家经济形势最糟的一年，是死人最多的一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出现信仰危机的一年，是毛泽东应该退出政治舞台的一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年9月林彪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一个挺毛的决议，有这样一些石破天惊的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

在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二号人物，主席接班人刘少奇的专利。别人只有跟，不能超越。八大政治报告和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些年一直是提“学习毛泽东著作”，直至1960年9月28日中宣部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宣传和学习报告还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宣称要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还没有什么大动作，林彪突然以军委扩大会议的名义，搞出了这么一个超越八大、超越党章的文件，等于从刘少奇手里抢过了“个人崇拜”的大旗，中共上层平静有序的生活被打破了。全军乃至全党都得跟林彪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调子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形成了又一个司令部，与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相对立的另一个发号施令的机关。而毛泽东是站在路边那一边的，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最初形成。因此，林彪此举是向八大通过的党章挑战，是向刘少奇、邓小平挑战，是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挑战。在林彪和几百万军队的威慑下，没人敢再翻腾三面红旗的错误，没人敢追究饿死人的责任，只能悄悄地纠正“下边”的错误。

周恩来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农业生产，“左”的高调再不能唱了。他亲自于1960年11月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毛泽东加上“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允许社员经验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毛泽东加上“至少二十年不变”）；恢复农村集市等。

当时妨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最大问题是“穷过渡”的政策。“共产风”是它的表现，共产风的出发点是穷过渡，落脚点还是穷过渡。毛泽东认为农民穷，没有什么财产的拖累，愿意共产，容易过渡。1958年北戴河会议通过的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亲自规定“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到1960年上海会议他还“设想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如今毛泽东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紧急指示信》中加上“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是对上海八年过渡完的重申。这就为日后的再一次折腾埋下了伏笔，《紧急指示信》在农村的贯彻，起了稳定人心，恢复农业生产的作用。

在1960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随即问在座的人：“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

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大跃进，接受了八字方针。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

福建龙岩地委发现毛泽东写于三十年代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后来正式发表毛泽东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会前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如获至宝。在会上借题发挥，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的一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言下之意是他早就是实事求是的，有三十年代的文章为证。这几年的不实事求是、吹牛、撒谎、弄虚造假，绝不是他煽起来的，是忘了他多年的教导。错在各级，只有领袖最正确。他又站在一个正确的制高点上。

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命令他的三大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各率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下到生产队做调查。

1961年4月，刘少奇来到湖南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进行调查。他选择的住处是生产队养猪的一间破旧空房。一张铺着稻草的旧木床，两张油漆剥落的饭桌和四条长凳，构成刘少奇的卧室兼办公室的全部陈设，窗户漏雨用雨布遮挡，没有电灯用蜡烛照明。他和王光美就住在这里，开始了四十四天地湖南调查，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