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嗣燮接到自己老爹派出了六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的部队的通知以后，心里开始有了底了，日军现在在东北也只剩下1万多武装人员，要过来打自己那肯定是力有不逮，但是自己手头只剩下两个半残的步兵师，去进攻日军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暂时只能跟日军处于僵持状态。韩嗣燮开始缩编部队，将两个半残的步兵师合为一个，保持一个完整的编制。同时命令部队加紧对经过这次战斗的沈阳老百姓的​​‎‌‍军​‍‌‎事​­​训练，至少让他们的枪打得更准一些，至于子弹，韩嗣燮敞开供应。韩嗣燮又调出一个团的部队来，在沈阳周围五十里巡逻。以防日军狗急跳墙，集中剩余兵力再次攻打沈阳。现在的自己只能防守，无法进攻，真是相当的无奈啊。尤其是自己现在坦克大炮装甲车都可以购买，但是没有操作的人一切都是白搭。技术兵种不是不识字的大头兵开几炮就会的，那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如果是知识青年，训练的时间可以缩短一些，韩嗣燮这会才感觉到自己老爹的高瞻远瞩，自己老爹在山东努力推动教育，这就是为将来大批的知识青年产生提供了基础。有了足够的知识青年，才能发挥先进武器的威力。

话分两头，日军方面，逃走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三人带着那五百人的炮兵部队一路逃到了铁岭，然后请求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让关东军剩余的主力部队向自己靠拢，同时给日军日本军部和朝鲜部队发去求援电报。要求国内和朝鲜迅速派兵增援，否则已经到手的沈阳将再次拱手送人。电报到了日本军部后，这次日本军部迅速做出决断，决定增兵东北。要知道，日本在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折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对付中国政策的证明。

日本迅速派出四个师团的增援部队，装船运往旅顺，日军决定一次性吃下整个东北，让东北成为日本的一块领土。虽然现在看关东军在东北三省不断的攻略，而且东北各地不断的沦陷，但是那是因为东北军的不抵抗，以及老百姓手里也没有武器弹药造成的，如果韩嗣燮手里有了足够的部队，他就可以跟小日本掰掰手腕子，看看谁会最后取得东北的控制权，在这点上，韩复渠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能打下这么大一块自己的地盘，那就再好不过了，至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去理会他，打打太极不要太容易呦。韩嗣燮又通过穆勒在德国大量招聘失业的军人，无论是陆军，空军，海军，全部不限，只要是有就招来，全部送到沈阳，韩嗣燮让自己老爹付给穆勒一百万大洋的预付款，让穆勒尽快招人，越多越好。薪水比照德**人三倍的薪水给。他打算跟小日本玩场大的，搞死小日本。

这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正在进行外交努力，

1931年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1931年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1931年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蒋介石1931年9月21日返回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常会紧急会议时，主张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而1931年9月19日，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

1931年9月22日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

1931年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

1931年9月22日，国联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早日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

因此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1931年9月23日，蒋介石批示“如（在上海）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1931年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韩复榘，如“日军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

1931年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1931年10月6日，蒋介石再次电令上海方面“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1931年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但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又轰炸了锦州。

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就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

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931年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学良未予响应。

1931年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不予理会。随后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的逼迫下下野。

1931年12月25日、12月30日，南京新上台的孙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在锦州“积极抵抗”，张学良依然一意孤行撤出锦州。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

1931年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日军剩余的部队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带领下继续攻略东北其他地区：

1931年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

至1931年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1931年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

1931年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的进攻。

1931年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

1931年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顽强抵抗，战至1931年11月18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

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

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日本越来越强硬。

黑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

1931年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中方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

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但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要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已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学良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

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

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

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

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但1931年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而与此同时，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

1931年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1931年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

1931年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

1931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

1931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已经无济于事。

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令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

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

张学良毕竟是脱胎于旧军阀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确实有爱国的一面，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在他心中也占有相当分量。1931年12月29日,张学良对王化一说：东北军不能为瓦碎，如果为“玉碎”还可以，“瓦碎”则不必。玉碎指全国抗战，瓦碎指东北单独抗战。张学良的意思很明白，要抗日就全国抗日，全**队一起抗一起牺牲，单让东北军一家牺牲他是不干的。何况即使东三省失陷了，张学良还拥有热河、河北等数省地盘在。

张学良此人贪图安逸、意志消沉、能力低下。张学良晚年曾坦诚对人说，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入居平津后贪图安逸，追求纸醉金迷的荒诞生活。而且身为一方统帅的张学良竟有吸毒的嗜好，且深染毒瘾。后来热河失守后，胡适曾批评道：“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931年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931年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1932年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1932年6月14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承认伪“满洲国”。

1932年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

1932年9月15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双方签订《日满议定书》。

1932年11月24日，日本正式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