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 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我国经济上完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转变之后，政治体制改革跟上来，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就一定会赢得世界上一百六十多个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欢迎，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明确走瑞典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外界认为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对外掠夺和扩张的疑虑，是对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新贡献。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既然像毛泽东、邓小平这样伟大的领袖人物都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后代的继承者们就一定也会出现错误，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仙逝之前的一九九四年年底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 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2006年4月

谢韬简介：1921年生，四川自贡市人。金陵大学毕业。1945年在中共南方局任重庆《新华日报》

记者，后任新华社编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48年秋华北大学成立任社会科学系党

支部书记、哲学教员。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1954年

高等教育部授予教授职称。1955年在胡风文字狱中受株连。1980年平反。1979年调中

国社会科学院任编审，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

委书记兼常务副社长。1982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曾担任浙江大学、东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共

产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第一副会长。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

导言

伟大的革命家 失败的建设者

本文指要：

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今领导人须知：你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旗帜举得越高，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则越大，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此尊毛是头顶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权没有话语权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所谓“话语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承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在野的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气壮如虎，在朝的主持改革开放的人胆怯心虚，于是逼出个“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来。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刘少奇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三自一包”（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政策，既挽狂澜于既倒，救了百姓，救了国家，却成了自己的紧箍咒，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错误。被他救了驾的“伟大领袖”就是念着这个紧箍咒将他置于死地的。如今“三自一包”的继承者们尽管把改革开放搞得有声有色，但在旗帜网上天天受到批判，当局敬畏的正统意识形态视他们为“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这就是邓小平留下话若干年后要重新评价毛的深谋远虑。本书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本书是拙作《毛泽东全传》（1993年香港利文出版社初版，1997年出新订本）的续篇，充实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史料，并增加了评论的分量，意在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允诺的在他的任期内重新评价毛泽东提供支持。

毛泽东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是以讲真理不讲面子在中共党内深受敬重的元老陈云说过的话。这个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的评价是有群众基础的。199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教委联合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就把两个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是：毛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热是否正常？调查的结果如下：（1）高级干部：37%认为毛过大于功，30%认为功大于过，33%不回答；（2）高级知识分子：67%认为毛过大于功，8%认为功大于过，25%不回答；（3）记者和理论工作者：48%认为毛过大于功，18%认为功大于过，34%不回答;(4)教职员工和学生：40%认为毛过大于功，34%认为功大于过，26%不回答。总的概念是过大于功。至于毛泽东热的问题，63—72%的人认为不正常。（《你怎么看毛泽东？》《中国聚焦》(China scope)，1994年英文版第二卷第一册第三页）

不回答的人实际上是认为过大于功，但明确表态有风险。如果把不回答的人列入过大于功行列，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高级干部占70%，高级知识分子占92%，记者和理论工作者占82%，教职员工和学生占66%，四部分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平均数是77.5%。所谓过大于功就是倒三七开，三分功劳，七分错误。这是个总的概念。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建设失败了，革命并没有搞错。肯定和发展他缔造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功劳，否定和纠正他使国家陷入空想社会主义迷途的错误，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作为一个使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抬起头来、挺起腰来的历史人物，将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毛泽东革命事业的光辉顶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顶点。这些业绩在《毛泽东全传》中用了三卷的篇幅记录在案，本书不再重复。本书将要记述毛泽东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封建社会主义者发展过程。封建社会主义当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但它比空想社会主义更落后、更反动，它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搞专制独裁，搞世袭制和家天下。笔者将要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赤裸裸但绝无夸张地揭露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和罪行，并着重分析他铸成种种大错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是非常必要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毛泽东文选》第三卷）

历史的遗憾是毛泽东取得政权以后，背离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废止了受到各阶层人民广泛拥护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急于废除私有制，推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个左转弯，中国走上了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实验，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悲剧—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研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抓住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破解毛泽东之谜的一把钥匙。毛泽东晚年的种种政治举措，都是为了掩盖这个空前绝后的大错误，推卸自己的责任。所谓“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为了把饿死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神圣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则是要主动出击，打倒那些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领导国家走出危机、救人民于水火的领导人。为此，他悍然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作破釜沉舟地一搏。没有三年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十年文化大革命。他打接班人这副牌，将刘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国锋，给华的密诏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其实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接班。毛泽东搞家天下的阴谋一曝光，将善良的知识分子对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崇高动机的种种猜测彻底粉碎了。如果没有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他不一定出此下策。他传位给江青，带有一点儿无奈，他并没有万世一系的信心，他盘算只要有两代人（江青一代、毛远新一代）的时间，就能根本改写这一段历史，赖掉他饿死3755万人的历史责任。这段历史是不能抹掉也不能修改的。要用浓墨重彩在这里做一个标记。中国人用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多的惨痛代价，证明“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个实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坐标，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失败的坐标。这个坐标的正面意义就是，让后世那些憧憬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共产主义）的中外仁人志士们到此骇然止步！让世界不再发生由于道路选择的错误几百万、几千万饿死人的事情。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他说：

我们没有终极目标，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式的详细情况的预订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他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28-629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