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中国共产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恩格斯在1890年9月写的一封信中指出：“根据历史唯物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6页）资本主义在出世之前就创造了高于封建制度的劳动生产率，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所向披靡地战胜了封建制度；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暴力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只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就付出了饿死五千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一千三百万，中国饿死三千七百万），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也没有赶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制度使出浑身解数也创造不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自然也就幻灭了。

人类历史自然演进的趋势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政策而发生了自我改良，在所有制上走向了混合经济。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政策，也从单一的公有制走向了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叫新资本主义，又叫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在俄国，在中国和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

美国学者W.E. 哈拉尔在《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说：

混合经济：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

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意识形态。

两种制度都在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利用自由企业有吸引力的特点，来避免寡头垄断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国家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新资本主义》，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392、397页）

法国经济学家让?拉佛（他和雅克?勒卡莱合著《混合经济》）也指出：“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成了混合经济，以致看来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制度。混合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模式’，从理论上正是针对计划经济中全面国有化的明显失败和自由主义思潮鼓吹国家退却解除管制、实现全面私有化的弊端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补救措施。”

他还指出：“根据1982年世界发展年报，十九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型经济。因此若以经济实践，而不是以空洞的承诺来讨论哪一种制度更能解决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地，以市场为中心的混合经济是一种较优良的制度。”

英国在1951年和1971年两次实行国有化，将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一大批企业收归国有，使英国经济成为典型的私人经济和国有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法国的国有经济比英国的有过之而无不及。1944年至1946年法国根据第一个国家计划，对煤炭、电力、运输部门以及法兰西银行和四家全国性大商业银行实行国有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再度实施国有化，国有化的企业不仅涉及基础部门而且还扩大到某些竞争性很强的尖端工业部门，如达索飞机公司、马特拉军火公司等，德国、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也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国有化。

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互相影响演化的历史产物，历史自然形成的制度才是合理的和长存的。混合经济是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中国二十七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毛泽东的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受尊敬的成员。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汇聚而成的这次社会转型过程，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迷途回归民主社会主义，是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进步。改革开放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暗中恢复新民主主义。与其暗中恢复，不如公开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从这里接轨，向民主社会主义前进，就彻底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二十七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重弹“左”的高调是自己否定自己。维护毛泽东的错误，与“左派”寻找共同语言，经济政策的“右倾”，意识形态的“左倾”，只能证明自己二十七年来搞错了，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只能给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带来合法性。对中共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势力，是“萧蔷”之内把毛泽东的错误当做旗帜挥舞的本党“左派”。看看旗帜网上那些蛊惑人心、杀气腾腾的言论吧！《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一文说：“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2003年11月1日，作者马宝）邓小平临终留言：“要警惕右，主要是反‘左’。”实在是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企图与“左派”共同维护毛泽东的错误以换取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只能助长他们反对改革开放的气焰，“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已走到了尽头。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保护私有制度重要条文载入宪法，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接轨，标志着中国历经曲折以后回到了那个正确的出发点，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二十世纪末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后，“民主社会主义仍然是推动进步的历史运动，然而，这是这样一种进步，他当旧的道路不再继续向前或者干脆引向谬误时将采取新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运动承担着为新型的进步充当辩护人和组织者的历史任务。”（社会党国际前主席维利?勃兰特：《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这个建设成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定位。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改革派把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写进宪法以“安抚”左派，如今作茧自缚地把自己套住了，“左”派要出来“护宪”，拿着宪法叫板，在2006年3月“两会”期间，某政协委员质问：“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92年，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48%。现在，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还占多大比重？这些年，国有经济被大量地廉价卖给私人，或改制为私人所有，这是否违犯宪法？应当追究谁的责任?”政府自觉理亏，无人敢出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各届各级领导人是拼命想保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因为这是是最后一块“社会主义阵地”。尽管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也进来了，改革派手里必须保留“国企占主要地位不动摇”这张牌，以应付那些以“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者”自居的“左”派。但这个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企实在是不争气，年年亏损。于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无偿划拨，用农民和私营企业交上来的国税养国企；国家实在养不起了，就推给了银行，银行每年发放贷款约一万五千亿元，贷给国企的占70%；由于国企只贷不换，欠下天文数字的呆账，一旦爆发金融风潮，势必国本动摇。于是又把国企推到了证卷市场。前些年的上市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企。股民们发财心切，被圈走了一万五千亿元，为国企输血作了奉献。就是这样，也没把国企救活。“据辽吉黑三省经贸委负责同志介绍，有的企业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只好冲减净资产维持职工生存；有的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有的设备、厂房等逐渐贬值，账面统计实际成了‘虚拟资产’了；有的企业利润率只有1—3%，与五年期的国债收益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据2003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为了把国企“激活”，改革方案一个个制定，管理机构一次次整合，搞了二十年还是一个亏损。于是才有了股份制、私有化改革方案。

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现在中央仅管辖一千二百家（原来是九千家）关系国家命脉的大型国企。这种做法和世界先进国家类似。世界发达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制度的都有国有企业，主要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私人无力兴办的企业（如核电站、石油、天然气），以及公益性企业（如城市公共交通、邮政、自来水、电力），这些企业不以赢利为主，有些就是补贴性企业，带有全民福利性质的，要靠国家投资和补贴。但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不能大，更不能为主，大约占国民经济的15—20%。据国际金融公司公布，1996年中国有十一万四千家国有企业，200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二万七千家，77%的公司部分或全部私有化，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到23%，接近发达国家的比例关系，这本是由不正常变为正常，在“左”派看来，这是动了社会主义的命根子。

西谚有云：“如果几何公理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人们也会把它推翻的。”因此，必须修改宪法。其理由是1978年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比主体还大得多，占99.1%，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今年国有经济不占主体地位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十八万二千三百亿元。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是要十七万八千六百七十七亿财富呢？还是要那个“主体”地位的虚名？不要把那个比例关系看得那么重，如今，新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实行混合经济制度，我们应该从自己制造的国企占主导地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勿庸讳言，国企改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大量工人下岗，弱势群体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官员贪污腐败，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

国企改制，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主持。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为国企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制”“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是很难洁身自好的，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大小把利益摆平，政府、党委和人大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党；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的问题。

国企改制发生的那些问题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发生过。他们不是退回去让国企继续亏损“化”掉，而是以民主私有化反对权贵私有化，私有化的方向道路不变。什么叫“权贵私有化”？就是官商勾结，攫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实行市场经济没有政治民主化配套，必然要产生官商勾结，想给改制国企怎么估价就怎么估价，想把国有资产给谁就给谁，想把工人推向社会就推向社会，这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厉害。假如我们启动民主进程，进行政治改革，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真正给予工人，支持国企工人监督改制，用民主去争取公平和正义，维护自己的权益，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一定不是党和政府代表工人去主持公平和正义，你再派一个纪委或检察院的干部去监督主事官员，一旦被拉下水，就变成了另一只更为强大有力的黑手。怎样支持工人呢？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