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批驳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反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小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1年春，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新片《武训传》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是根据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遗愿和提供的史料创作的。编导孙瑜青年时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1949年7月26日在北京饭店全国影协成立大会上，孙瑜将拍摄《武训传》之事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取了孙瑜的汇报，指示了三条：“1、站稳阶级立场；2、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3、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这三条成了编导的指导思想。

武训原名武七，生于1838年，死于1898年。父亲是个贫苦农民，早年去世。他跟着母亲到处流浪，乞讨度日。十几岁给地主扛长活，地主欺负他不识字，克扣了他的工钱，他痛感不识字的苦处，决心创办义学，让穷孩子读书。他把分家分得的三亩田卖掉，加上自己行乞要来的钱，积攒起来，存在一个富绅家里（那时没有银行啊！）让他去放债生利。为了募集办学的钱，他吞瓦片，喝脏水，让人当马骑。经过了三十多年，武训积攒了二千多两银子，他仍然“居不求安，饥不择食，服则褴褛，卧无枕衾”，继续受苦受难。1888年他在堂邑县柳林镇办了第一所义学，第二年又在馆陶县办了第二所义学，1896年在他临死前在临清县办了第三所义学。这就是武训的愿望。

根据这个原型和周恩来的三条指示，编导进行了艺术创造。武训兴学的本意是为了穷人，当他听到考第一的学生赵光远说学成以后可以做官的时候，他失望地痛哭流涕，给学生们下跪，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了咱穷人。”当封建统治者的代表—皇上赐给他“黄马褂”表彰他办义学时，他拒不跪谢皇恩，以装疯进行悲剧性的反抗。为了指明武训办义学的历史局限性，编剧又写了当过太平军的车夫周大领导囚犯们进行狱中暴动，组织起农民武装队伍，与官府恶霸进行英勇斗争。为了指明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作者又在故事结尾的时候，用心良苦地增加了一段道白：“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所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他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如此小心翼翼，如此曲意迎合，还是没有过关。

1951年2月21日晚上在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放映《武训传》。周恩来在胡乔木陪同下来了，朱德携夫人康克清也来了。大约有百余名中央机关干部一起观看。但毛泽东和江青没来。看完电影，朱德和编导孙瑜热烈握手，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

2月26日子北京举行《武训传》首映式，观众踊跃，一片赞扬之声。各种报纸连日发表群众写来的观后感。一位教师写道：“我做教育工作仅仅两年，好几次不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犯冷热病。当我看到老年的武训摇晃着歪辫，坚定地走在北方的原野上时，我的眼被泪水模糊。……《武训传》教育了我，虽然武训的斗争方法与道路，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但他那坚忍不拔的性格，将指引我更踏实、更细致、更专一地为孩子们工作。”

江青抓住《武训传》做文章，是因为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尊崇武训，生前积极提倡和支持拍摄这部电影。陶行知对江青有大恩也有小怨。恩在两次帮助她，怨在一首诗。

1933年夏，江青（那时叫李云鹤）离开青岛，第一次来到上海。在著名戏剧家田汉家落脚。田汉介绍她参加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办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师，陶行知收留了她。

1934年夏天，江青第二次到上海谋生。晨更工学团已遭封闭。陶行知又介绍她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现在单说这“怨在一首诗”。江青嫁给唐纳后并不安分，蜜月未满她借口回乡探母，又去天津与前夫俞启威鸳梦重温。1936年6月26日唐纳追到济南，从江青的姐姐处知道江青负心抛弃了自己，愤恨莫名，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在旅行社服毒自杀，幸而及时获救。但他那时留给阿萍（江青艺名蓝萍）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媒体公布，大小报刊竞相转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的唐纳自杀案件》为题报道。为此，陶行知写了一首新诗《送给唐纳先生》，发表在邹韬奋主编、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报》上，诗的第一节如下：

听说您寻死，我为您担心！你要知道，蓝萍是蓝萍，不是属于您。您既然陶醉在电影，又何必把她占领？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要问一个分明。人生为一大事业来，爱情是否山绝顶？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谁也高兴听喜讯。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这“飞去的夜莺”是把江青比作水性杨花的娼优。这是江青兴风作浪积极主张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深层次原因。他要通过批判“武训传”兼带否定陶行知先生作为平民教育家的一生。

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杨耳的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暴露了这深层次的历史恩怨。这一层原因连毛泽东也未必知晓。

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朱德审片的情况，并点明《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是周恩来青年时代的同学。周恩来、朱德一捧场，全国的报刊都在吹捧这部电影。江青的耸动听闻的报告和如此下去将大权旁落的分析，使毛泽东心动了。江青下令从中国电影公司华北管理处调片子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决心干预此事。1951年5月20日他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章以最高权威的语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的名义发表出来，全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被惊得目瞪口呆。党内小道消息也在迅速传播：“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又由党内传到社会上，更增加了人们神秘莫测的

惊恐。

这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第一篇指鹿为马的文章。目的在于取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言权，确立自己的话语权。

为了证明《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的正确性，《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由十三人组成：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王燕飞（平原省文联）、陈蕴山（平原日报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壁（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调查团的实际领导人是化名李进的江青。所到之处的各级机关，都知道李进就是江青。所以，在调查团和被调查人见面之前，接待单位都已经在群众中做了布置。

调查进行了一个月。回到北京由袁水拍、钟惦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在1951年7月23—28日《人民日报》连载发表，后来还印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

《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通过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和江青主持的调查，硬把武训的历史颠倒过去了。一个行乞兴学的贫苦农民被打成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由于共产党的崇高威望，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这一指鹿为马的事件被党的领导集体接受了，也被全国人民接受了。于是《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写影评的，发表观后感的，为发表这些文章提供园地的主编、编辑，各级宣传部门领导人，乃至在小组会上赞扬过这部影片的观众，纷纷作出检讨。

由于江青在电影评论上连连“立功”，1951年11月，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处长。胡乔木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批复：“此件很好，可照此执行。”

按孙瑜的回忆，1952年春天，周恩来到上海。“在和我握手时他微笑地问我：是否听见了他在北京对《武训传》所作的检讨？我从来没有想到，周总理会因《武训传》而在党中央做检讨！”“第二天上午，组织了在文化广场向一万多名干部作国际形势的政治讲话时，又顺便简略到底提到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和批判的事，说他也应负一部分责任。孙瑜、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以周恩来的检讨而告结束的。

在武训的历史上颠倒黑白，不过是江青（当然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小试手段，初露锋芒。但由于中共领导集团对指鹿为马的容忍，十八年以后，即1969年，还是这个江青，以中央专案组组长的名义领导调查并主持写成调查报告，经毛泽东亲自审查修改，经党的“九大”一致通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由把武训打成“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到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大内奸和大工贼”，这中间中共应该吸取的教训太辛辣、太深沉了。

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代表了中共对批判电影《武训传》一定程度的反思。胡乔木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

1953年，又发生了如何评价《红楼梦》的争论。

五月，《文艺报》第九期介绍了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说该书对《红楼梦》“作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与俞平伯观点不同的文章，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他们写信问《文艺报》，像俞平伯这样的权威学者可不可以批评，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九月号上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李、蓝两位青年学者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正在观察全国动态企图掀起更­‍大‌‍波​‎澜的江青，在九月中旬的一天拿着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九期来到《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热情接待。江青还是老办法，并不说哪些是毛泽东的意见，哪些是她的意见，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位青年的文章。邓拓表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奈难同意；但可请示中宣部请《文艺报》或光明日报转载。于是，在一年以后，即1954年10月16日，引出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全文如下：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发出了他们的文章《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了北京，有人（引者注：这个人就是江青）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