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17%。9.4%的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和富裕中农。2%稍多的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由地主、富农下降为贫农的，也有一部分上升为中农。但无新富农发生。目前整个农村一般情况，由贫雇农上升为中农速度快，中农升富裕中农速度慢，升为富农是个别的。上升的原因：68%是因为劳力较强，经营有方，生产条件改善；14%是因为兼营手工业和副业；10%是因人口减少。”但也有少数户下降。上述山西五个村下降户，占总户数的5%。其中贫农上升中农后又下降为贫农者占将近一半（三十九户占十七户），主要由于贫农在分得土地后仍很空虚，经不起任何打击。其他下降者为中农（占本阶层3%多）和富裕中农（占本阶层14%）。下降原因：一半以上是疾病、懒惰、牲口死亡、无劳力，其次因土改时侵犯过重，现尚不敢积极生产者，少数因不会经营。”

目前农村生产情绪一般是高涨的。中农已占到农村人口绝大多数（上述五个村中农占88%），成为生产之主力。”“由于过去‘左’倾错误影响和农村中普遍流行单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般中农顾虑是大的，剩余财产除吃点穿点外，仅以坏房盖好房，坏牲口换好牲口，坏地换好地，再向上就觉得严重。”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向我们讨指示：继续发展往哪里去呢？富农的道路是他们盼望的，但视为畏途，不愿戴剥削帽子，投资工商业又没有把握。目前许多中农正以这些人的马首是瞻。

195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廖鲁言撰文：《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文章指明了土改后绝大多数中农是由土改前的贫雇农上升的。“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实践完全证明：占农村人口70%无地和少地的贫农和雇农，是运动的骨干，他们在土地改革斗争中最积极，最坚决。他们在各地农民协会的领导成分中占多数。消灭封建的土地改革，就是依靠着广大的贫雇农群众才得以胜利实现的。同时，贫农、雇农也得到了相当于当地每人占有土地平均数90%左右的土地，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土地要求。”“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自然也得到了改善。在许多地区，中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由过去的20%左右发展到80%左右；贫雇农则由70%减少到10～20%，而且在逐年减少中。”

以上三个材料说明了互相联系的四个问题：

土改前的贫雇农绝大部分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上升为中农了；

1、这些由贫雇农上升的中农占农村人口的71～88%，是农村生产的主力，是被解放了的农村生产力的

代表，打击他们便是打击原来的贫雇农和中农；

2、经过土改仍然不能上升的贫雇农，一半是因为家里有病人、劳力少或耕畜死亡；一半是不会经营，

或地富下降为贫农怕再富又遭清算而不敢积极生产者；

3、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合作运动的阶级路线都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但他像‌­‌古‎‎代‌­​希腊

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的那样，所趟过来的已经不是同一条河流了。土改中的依靠对象（贫雇农），变成了合作化运动中的联合对象（由贫雇农上升的中农），他没有意识到合作化运动脱离了原来追随他闹革命的农村基本群众。他领导的土地革命是让农村80%以上的人口富起来，因而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当这些人果然开始富起来时，他又反对互助合作运动，不许这些人富起来，因而遇到广大农民的消极抵抗。如果他把政策的重点调整为依靠这80%的新老中农，农村会很快富起来，国家也会很快富起来。历史留下的最大遗憾是，他要依靠那20%的孤寡和二流子，再一次走穷人路线。

毛泽东一辈子都是站在穷人一边，他是穷人的领袖，是穷人的救星！他最担心的是“两极分化”。有两种两极分化，一种是同向分化，一种是反向分化，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所谓同向分化，是普遍增加收入，但增加的多少不同，多增者对少增者并没有经济剥削或超经济剥削；所谓的反向分化，是有人增加收入，有人减少收入，减者减少的收入进了增者的钱袋，减者与增者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同向分化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分化，是应该提倡和支持的；反向分化才是应该反对的两极分化。毛泽东把两者混为一谈，不许任何分化，不许任何人冒尖，不许任何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也不行。谁发家打击谁，谁富起来打击谁。这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

“依靠贫雇农!”谁敢说不对呢！在政治上他处在无懈可击的地位；如果不同意他的政策，说你是富农利益的代表，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你就站在了无法辩解的在党内受审判的地位。这就是共产党内“左倾”的厉害。心里明知它不对，明知基本群众不赞成，但你得高声喝彩，在行动上去努力贯彻执行。既然“少奇同志”都受了批评，谁还敢再替那些土改前的贫雇农、现在的中农和富裕中农请命呢！于是，全党上下一致全力推进互助合作运动，而且各省各县在做法上比学赶超，进展速度越来越快，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唯恐自己的辖区落后，总之一句话，越来越“左”。

毛泽东是出自崇高的愿望，高尚的动机，但他阻碍了、窒息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应该出现的一段富足康乐的太平盛世没有出现，出现的是贫穷、浮肿病、饿死人等待。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未能入睡。他的办公桌上堆满文件和电报。饥饿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省发来了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看到。”“十一”那天，毛泽东照常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子民的三呼万岁。“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嘴里不断喃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为地主‌‌‍‎种­‌田­‍​​，是为农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这是这位一辈子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伟大人物的悲剧。

纵观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莫不是借助农民大起义的力量。革命发生的深层原因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于是跟上自己的领袖人物起来造反了。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实行“均田”政策，满足了起义战士们的要求，于是出现了一段太平盛世。当然，在太平盛世年代，勤劳的、会经营的、条件好的农户逐渐发起来了，由中农而富农，由富农而地主，懒惰的、不会经营的、主要劳动力患病或死亡的又卖掉了土地成为赤贫，新一轮的阶级分化随着土地兼并悄悄地去开始了。但这并不可怕，主流是生产力的大发展。要一二百年这种阶级分化才会显现，三四百年才会尖锐化，在这之前完全可以通过国家政策调解来防止的，毛泽东顾虑陷入旧式农民革命的轮回中去是有道理的。但他太性急了。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也是毛泽东自己建国前的主张）建设十五年至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农村出一批新式富农庄园，会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等国家工业化了，有足够的农业机械设备装备农业了，由富农庄园演变的­‌‎现­​代‌­‍‍‎化家庭农场就出现了。这才是小农经济的真正出路。看看美国，看看日本，看看西欧国家，他们的农业­‌‎现­​代‌­‍‍‎化都是这样走过来的。1947年至1970年，正当社会主义国家把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合作化当作提高粮食产量的“灵丹妙药”，把农民折腾得死去活来，粮食产量却越来越低的时候，美国实现了真正的农业革命，依靠科技进步，美国农业实现了高度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良种化。但所有制一点儿没有变化，还是个体户，还是家庭农场。1950年至1977年间美国农业劳动力从七百三十三万人减至二百四十一万人，谷物产量却从八千五百一十四万吨增至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一万吨，肉产量从一千二百零七万吨增至二千五百五十一万吨。1880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可供养五人，1962年增至二十六人，1983年增至七十九人。196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不足五十亿美元；到1974年农产品出口额突破二百亿美元；到1980年再度飞跃，农产品出口额跨上四百亿美元的台阶。1987年，美国农业县的人均收入比非农业县要高出25%。

历史的局限性和狭隘性的意识形态偏见使毛泽东不能正视一下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做到丰衣足食的，而醉心于他那个“天下为公”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

03 江青初露锋芒

毛泽东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江青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夫人。她知道，第一夫人是­‌‎现­​代‌­‍‍‎社会的说法。倘在封建社会，就是皇后。她的这种封建思想在一次对女服务员发脾气时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她怒气冲冲地说：“倒退回几百年去，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住在中南海，那浓重的历史氛围，强烈的帝王气息，使江青念念不忘自己至尊的地位。回想年轻时从山东老家出来捞世界，先到了大上海，又到了红都延安，阴差阳错，认识了毛泽东，自己慧眼识英雄，嫁给了他。转战南北，跟着吃了不少苦，但值得，如今熬出头了，生活的一切，应有尽有。光汽车她已经换了四辆，开始是一辆雪佛莱，缴获的美国车；以后换一辆毛利克，又换苏联的吉姆·吉斯，吉斯当时是最高档次的，政治局委员配的专车。

毛泽东不许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曝光。进入北京后，派给她最荣耀的一项任务是以主席夫人身份代表毛主席给宋庆龄副主席送行——开国大典后，宋氏回上海去。这次在北京站她给孙夫人留下的印象很好，宋庆龄对身边人员说：“江青很懂礼貌，讨人喜欢。”

住进丰泽园，毛泽东和江青分居两室，很少在一起。虽然江青风韵犹存（进京时她三十五岁），但毛泽东情有别移，很少眷顾于她了。怎样巩固与提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是怎样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让她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江青进城初期昼夜萦怀的一个大题目。

“两性关系只是头几个回合起作用，能长期保持利益的是权力。”这是江青悟出来的“道”。这话她后来跟一个外国记者谈过。意思是像她这样身份的女人，经过头几个回合打入毛泽东的生活圈子以后，要想长期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有在巩固和发展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上面对丈夫有所贡献。她按照这个既定方针行动起来了。在以后二十多年中，江青逐步获得了成功，毛泽东虽然对她时有批评，但那是做给“外人”看的，实际上是越来越宠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权在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党的总书记之上。我们且看江青是怎样一步一步地爬上权力顶峰的。

1950年3～5月，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这部电影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以戊戌变法为主题，编导和演员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抱着扼腕痛惜的心情的，对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是着力揭露鞭挞的。这部电影的进步性和爱国主义，是普通观众一看便知的，用不着多深的马列主义修养。

公开放映之前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放映专场时，毛泽东没有去看，刘少奇及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夫人看了。在和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胡乔木闲谈时，刘少奇肯定了这部片子。陆、周、胡认为，一部电影片，党和国家二号领导人点了头就行了，没有再请示毛泽东。江青认为这是毛泽东大权旁落的苗头，问题不在于这部影片究竟如何，而在于树立树立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问题。她鼓动毛泽东要出来讲话，单独调演了《清宫秘史》。毛泽东此时不愿为这么个小问题与刘少奇摊牌。后由江青出面，找了陆、周、胡，指责《清宫秘史》宣扬了卖国主义，要组织批判，但江青并不说明哪些意见是毛泽东的，哪些意见是她的这使陆定一等非常为难，当时答应下来，组织人写了文章，后来没敢发表。因为毛泽东并无明确的指示。如公开批判，少奇同志那里怎么交待？搞得不好会弄成挑拨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主管意识形态的几位领导人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件事悄悄压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写了一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