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二千一百人，逮捕九十二人，隔离六十二人，停职反省七十三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内有党员三十二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二十三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六十二人。”

196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胡风不是完人。他的思想、作品都有缺陷，他孤高自许，目无余子。他和许多文艺界同仁不能友好相处。但胡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真正的罪名是和江青争论：文艺界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鲁迅的思想？而这个“罪行”又上不了台面。当法院宣布判他十四年徒刑，形式主义地虚伪地告诉他可以上诉，可以请辩护人时，胡风说：“这次判我十四年，材料在哪里呢？我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愿辩护，只是心安理不得！”

“文革”‎‍高‌‎­潮‌‍­中，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送，把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转到了位于四川省芦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这里夫妻还能在一起，一年多后被分开。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一度单人囚禁。1969年5月，他因十四年刑期已满，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答复却是“关死为止”。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发明了“文艺黑线专政理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她“率领群众”把周扬作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头子揪出来了，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正在四川劳改农场服刑的胡风被管教干部找去谈话。

“周扬被揪出来了！对他的问题你可以揭发，可以控诉。”管教干部说完又给他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叫他学习参考，提高觉悟。

胡风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揪出来示众了，但是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靠这样的一篇大批判文章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来批判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这就是胡风的文人本色！正直、无私，以直报怨，绝不落井下石。

其他参加整人的人后来也很惨：舒芜揭发胡风有功，但在“反右”时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反胡风的积极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最先被打到的就是指挥反胡风运动的陆定一、亲自签发逮捕令的罗瑞卿；追随周扬整胡风的一批积极分子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到残酷批斗……

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撤销了对胡风的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在“左”的路线下曾经整过胡风，后来又在“左”的路线下被整的周扬，这时已经平反，他为给胡风平方奔走于各个有关机关。拿到中央为胡风平反的文件，周扬到医院探望胡风和夫人梅志，亲自把平反的喜讯告诉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位争吵半世纪的文化老战士和解了。

在周扬的积极推动下，中央办公厅又在1988年的补充通知中，撤销了平反通知中关于“错误言论”和“宗派活动”的提法。补充通知说，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关于“宗派活动”问题，“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做出政治性结论。”至此，胡风冤案不留任何尾巴，彻底平反。

1985年3月14日，胡风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二十四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漫长写作生涯中最后一篇文字。他告诉读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在的精神力量而写。”

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5年6月8日，中国‌­现​­代‍‌‌‎文艺家、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三岁。文化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胡风的骨灰盒上，披着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捧上了天，他说：“二十年来，这股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胡风是很认真地看待这段话的。他坚持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就因为这个，给胡风和他的追随者们招来了灭顶之灾。幸亏鲁迅死得早，如果他活到五十年代，活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可能比胡风的下场还要惨。据著名演员黄宗英回忆，罗稷南亲口告诉她：

“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第22版）

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1933年1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时，罗稷南曾代表十九路军到瑞金谈判，与红军代表张云逸共同签署反蒋抗日协定，并为苏区运去急需的药品、布匹、食盐、医疗器械等，为此，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曾在瑞金设宴招待罗稷南。罗稷南与毛有过这么一段交往，所以敢于向毛泽东提出那样一个带点挑衅性的问题，而毛不以为逆，还认真作了回答。

04 帝王南面之术的运用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熟读诸子百家，尤酷爱读史。在取得天下以后，1952年购得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全书三千二百多卷，八百多册，共四千多万字。他如获至宝，十分爱读，圈点批注最多。据给他管理图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从1952年到1976年，毛泽东以风雨春秋二十四载的时光，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写下了大量读书批注”。“对某些帝王的成败得失也多所评论。”当然，除繁忙的政务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和‌­现​­代‍‌‌‎著作。但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进京以后，《二十四史》是他读书的主线，从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铸成毛泽东晚年种种大错的，诸如迫害和诛杀功臣，在党内制造派系，坚持终身制和家天下，纵容后党擅权等等，皆属“帝王南面之术”。这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怎样巩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的学问，就是怎样坐稳皇帝，怎样驾驭群臣的学问。帝王南面之术的思想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结合实际的运用是《二十四史》中所记录的花样翻新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要给秦始皇正名，要给法家正名，正是他这种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而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掩盖下对法家思想的运用，使全国人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自“七大”以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抗战末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思想一致，路线一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刘负责党务和政权建设；周负责­‎军‎‌事​‎‎‍­和统战，凡有赞划，莫不为毛泽东所器重和采纳。住进中南海以后，他们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悄悄地、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刘周感到毛的意图越来越难以领会和掌握，明明是按照毛过去提出的理论和路线去做的，但动辄得咎，毛恰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刘少奇和周恩来越来越深地陷入惶惑不安之中，谨小慎微，随时注意与主席保持一致。

高岗是建国之初新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他生于1905年，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协助刘志丹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毛泽东到陕北后，高岗作为地方干部的代表受到重视。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41年任中共西北局书记。1942年5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与司令员贺龙比肩进入中共高级军政领导人行列。但是以他的资望和年龄，与党内同志如朱德、刘少奇，党外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并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仍出乎全党的意料之外。当时的解释是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有了陕北根据地，万里长征的红军才有了个落脚点。陕北的代表人物刘志丹、谢子长都牺牲了，数下来就是高岗了。另一个没有提出来的理由是因为高岗是亲苏派，毛泽东要“一边倒”，需要借助高岗疏通与斯大林的关系。

1949年6月，毛泽东派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团秘密访苏。刘少奇为团长。任务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联合政府的组成，新中国的内外政策，请求苏联援助，并商谈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中共代表团。当刘少奇谈到新政府的组成“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总理，我和任弼时同志不参加政府”时，斯大林插话问：“高岗同志呢？他参不参加政府？”

刘少奇回答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当刘少奇提到贷款问题时，斯大林很爽快地答应先贷三亿美元，并建议组成一个贷款条约起草委员会，说：“我们方面有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你们方面呢？”

刘少奇说：“我们方面由我本人、高岗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参加。”

斯大林说：“我建议由高岗同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他出面要方便一些。”

刘少奇只好表示同意。

斯大林立即转向维辛斯基，吩咐道：“外交部长同志，请明天就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高岗同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陪同中国代表团访苏的柯瓦廖夫1991年接受俄罗斯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访问时，谈出了以下一些重要事实：

我在华工作期间同高岗有着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同他有着相互信任，甚至是有意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具有领袖天赋的非凡人物。1954年（我）已不在华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测那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讲一讲我亲眼目睹的，能够说明高岗后来命运的事情。”

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有十六个共和国，卡累利阿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证东三省免受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作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的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