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二千一百人,逮捕九十二人,隔离六十二人,停职反省七十三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内有党员三十二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二十三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六十二人。”
196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胡风不是完人。他的思想、作品都有缺陷,他孤高自许,目无余子。他和许多文艺界同仁不能友好相处。但胡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真正的罪名是和江青争论:文艺界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鲁迅的思想?而这个“罪行”又上不了台面。当法院宣布判他十四年徒刑,形式主义地虚伪地告诉他可以上诉,可以请辩护人时,胡风说:“这次判我十四年,材料在哪里呢?我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愿辩护,只是心安理不得!”
“文革”高潮中,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送,把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转到了位于四川省芦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这里夫妻还能在一起,一年多后被分开。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一度单人囚禁。1969年5月,他因十四年刑期已满,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答复却是“关死为止”。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发明了“文艺黑线专政理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她“率领群众”把周扬作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头子揪出来了,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正在四川劳改农场服刑的胡风被管教干部找去谈话。
“周扬被揪出来了!对他的问题你可以揭发,可以控诉。”管教干部说完又给他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叫他学习参考,提高觉悟。
胡风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揪出来示众了,但是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靠这样的一篇大批判文章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来批判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这就是胡风的文人本色!正直、无私,以直报怨,绝不落井下石。
其他参加整人的人后来也很惨:舒芜揭发胡风有功,但在“反右”时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反胡风的积极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最先被打到的就是指挥反胡风运动的陆定一、亲自签发逮捕令的罗瑞卿;追随周扬整胡风的一批积极分子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到残酷批斗……
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撤销了对胡风的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在“左”的路线下曾经整过胡风,后来又在“左”的路线下被整的周扬,这时已经平反,他为给胡风平方奔走于各个有关机关。拿到中央为胡风平反的文件,周扬到医院探望胡风和夫人梅志,亲自把平反的喜讯告诉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位争吵半世纪的文化老战士和解了。
在周扬的积极推动下,中央办公厅又在1988年的补充通知中,撤销了平反通知中关于“错误言论”和“宗派活动”的提法。补充通知说,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关于“宗派活动”问题,“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做出政治性结论。”至此,胡风冤案不留任何尾巴,彻底平反。
1985年3月14日,胡风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二十四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漫长写作生涯中最后一篇文字。他告诉读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在的精神力量而写。”
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5年6月8日,中国现代文艺家、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三岁。文化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胡风的骨灰盒上,披着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捧上了天,他说:“二十年来,这股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胡风是很认真地看待这段话的。他坚持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就因为这个,给胡风和他的追随者们招来了灭顶之灾。幸亏鲁迅死得早,如果他活到五十年代,活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可能比胡风的下场还要惨。据著名演员黄宗英回忆,罗稷南亲口告诉她:
“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第22版)
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1933年1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时,罗稷南曾代表十九路军到瑞金谈判,与红军代表张云逸共同签署反蒋抗日协定,并为苏区运去急需的药品、布匹、食盐、医疗器械等,为此,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曾在瑞金设宴招待罗稷南。罗稷南与毛有过这么一段交往,所以敢于向毛泽东提出那样一个带点挑衅性的问题,而毛不以为逆,还认真作了回答。
04 帝王南面之术的运用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熟读诸子百家,尤酷爱读史。在取得天下以后,1952年购得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全书三千二百多卷,八百多册,共四千多万字。他如获至宝,十分爱读,圈点批注最多。据给他管理图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从1952年到1976年,毛泽东以风雨春秋二十四载的时光,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写下了大量读书批注”。“对某些帝王的成败得失也多所评论。”当然,除繁忙的政务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和现代著作。但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进京以后,《二十四史》是他读书的主线,从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铸成毛泽东晚年种种大错的,诸如迫害和诛杀功臣,在党内制造派系,坚持终身制和家天下,纵容后党擅权等等,皆属“帝王南面之术”。这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怎样巩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的学问,就是怎样坐稳皇帝,怎样驾驭群臣的学问。帝王南面之术的思想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结合实际的运用是《二十四史》中所记录的花样翻新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要给秦始皇正名,要给法家正名,正是他这种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而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掩盖下对法家思想的运用,使全国人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自“七大”以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抗战末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思想一致,路线一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刘负责党务和政权建设;周负责军事和统战,凡有赞划,莫不为毛泽东所器重和采纳。住进中南海以后,他们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悄悄地、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刘周感到毛的意图越来越难以领会和掌握,明明是按照毛过去提出的理论和路线去做的,但动辄得咎,毛恰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刘少奇和周恩来越来越深地陷入惶惑不安之中,谨小慎微,随时注意与主席保持一致。
高岗是建国之初新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他生于1905年,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协助刘志丹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毛泽东到陕北后,高岗作为地方干部的代表受到重视。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41年任中共西北局书记。1942年5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与司令员贺龙比肩进入中共高级军政领导人行列。但是以他的资望和年龄,与党内同志如朱德、刘少奇,党外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并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仍出乎全党的意料之外。当时的解释是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有了陕北根据地,万里长征的红军才有了个落脚点。陕北的代表人物刘志丹、谢子长都牺牲了,数下来就是高岗了。另一个没有提出来的理由是因为高岗是亲苏派,毛泽东要“一边倒”,需要借助高岗疏通与斯大林的关系。
1949年6月,毛泽东派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团秘密访苏。刘少奇为团长。任务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联合政府的组成,新中国的内外政策,请求苏联援助,并商谈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中共代表团。当刘少奇谈到新政府的组成“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总理,我和任弼时同志不参加政府”时,斯大林插话问:“高岗同志呢?他参不参加政府?”
刘少奇回答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当刘少奇提到贷款问题时,斯大林很爽快地答应先贷三亿美元,并建议组成一个贷款条约起草委员会,说:“我们方面有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你们方面呢?”
刘少奇说:“我们方面由我本人、高岗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参加。”
斯大林说:“我建议由高岗同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他出面要方便一些。”
刘少奇只好表示同意。
斯大林立即转向维辛斯基,吩咐道:“外交部长同志,请明天就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高岗同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陪同中国代表团访苏的柯瓦廖夫1991年接受俄罗斯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访问时,谈出了以下一些重要事实:
我在华工作期间同高岗有着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同他有着相互信任,甚至是有意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具有领袖天赋的非凡人物。1954年(我)已不在华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测那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讲一讲我亲眼目睹的,能够说明高岗后来命运的事情。”
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有十六个共和国,卡累利阿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证东三省免受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作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的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