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他已经怒不可遏。

会议结束，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回到住地。上车后刘少奇指责高岗叛变，，两人发生了争执。当到达住地后，刘少奇马上向毛泽东发了密电，要求召高岗回国。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来到毛泽东处，请求允许他们前往东北观光。毛同意了。百万富翁们观光回来后再次到毛那里报告观光印象。他们在东北基本感到满意，他们说，与南方国民党地区一片混乱不同，那里很有秩序。与此同时香港人士表示，虽说东北秩序井然，但那里有点不像中国，而更像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吃惊的是，在东北根本看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见斯大林的肖像。毛听到此事，非常生气，当天便召来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唯一问题是肖像问题。

政治局会议持续到深夜，大约在凌晨四点钟，高岗来到我处，他气愤地讲起了会议上的情况。会上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起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变成苏联第十七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事。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竭力将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把周恩来说为挚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毛泽东并未发表个人意见，只不过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建议取下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肖像。

高岗离去后，我长时间未平静下来，我的情绪很坏。最后，我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刘少奇到我处，就肖像一事做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肖像画得不好，决定将其取下。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向毛泽东说清楚此事。我与毛说定：苏联‍​­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还是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并谴责了高岗，这使我大吃一惊。

我拿着电报去见毛泽东，不过斯大林谴责高岗的那一段话我并未读给毛听。不知怎么毛知道了此事，并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莫斯科问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见毛，这次把全文告诉了他。毛对补充的内容很满意。很遗憾，肖像一事并未到此结束。

1949年12月初，我们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未予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毛当时显然非常气愤。当我们回到车站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为斯大林七十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经挂在他的列车上了。毛对此表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车拉到高岗家中，另一车拉到林彪家去。请你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毛出访莫斯科期间，高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出访前夕我已经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及其战友的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对我这份报告以及其他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已注定了高岗的命运。”

以毛的观点看，高岗并不可靠，他曾经企图靠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在世时，毛还能容他，斯大林一死，毛就和他算账。毛泽东对高岗事件的处理，表明他深得帝王面南之术的精微。毛泽东接到刘少奇反映高岗在苏表现并要求立即召回高岗的电报后，比刘少奇还要“怒不可遏”，但当高岗提前回国出现在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对他慰勉有加面许高岗准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使高岗受宠若惊，产生了天大的错觉，以为毛泽东在走亲苏路线上他的地位可以代替刘少奇。

接着就是解决高岗把东北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问题。毛泽东的办法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为充实中央领导，调五位大区负责人到中央工作：调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调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调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调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调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高岗是很不情愿进京工作的。别人在大区都是担任一个职务，包括很受毛信任的邓小平，仅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高岗在东北却是四个一把手，他既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又是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还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后来毛泽东面许他调中央后东北的兼职不变，他放心了，这不是调虎离山之计，是毛泽东高看他一头。及至到了北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毛泽东确实是对刘少奇、周恩来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信任，确实要高岗挑大梁。有一系列的事实为证：

·推广东北经验，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1月1日，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他亲自起草批语转发全国，决定：“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称之为“经济内阁”。1952年11月16日，毛泽东决定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由高岗任主席，邓子恢任副主席，委员有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子文、马洪、薛暮桥等十五人，阵容之强大为党政各机关之冠。陈云是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10月27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病逝，陈云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是政务院副总理，又被拉到计委当委员；还在朝鲜打仗的彭德怀和远在苏联养病的林彪这两位和经济工作根本不沾边的元帅级人物，也成了高岗的部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人事安排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烘云托月，突出高岗。所以，1952年底，京城流传“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抓住新税制问题，上纲上线。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发表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和《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周恩来认为修改税制是政务院根据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施政中的一项具体政策，内阁不应拿这些问题去干扰主席。在决定政策时他和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了口径的，毛泽东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人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在修正税制时，财政部曾设想过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营照征。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反映；“‘三反’、‘五反’私营企业主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而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财政部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次修正税制主要是针对流通环节的，货物一上市，就只能对物不对人，商品按照一定的税率平等纳税是应该的。这是周恩来作为总理决策的过程。

在修改社论时，薄一波把“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改为“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这句话当然可以不改，但改了也没错。社论解释说：“因为，对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经营，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转费用。”这里有鼓励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努力改善经营”增加竞争机制的积极思想。

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被毛泽东抓住不放了。他在1953年2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随后下令，新税制停止执行。

撤销政务院党组，使周恩来有职无权。1952年3月10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决定尖锐地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机会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今后政府各部门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相当于政务院总党组，1949年11月9日毛泽东决定设立，周恩来任书记。设立时说是“为了实现和加强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以便统一并贯彻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执行。”如今撤销总党组，说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各部门党组的领导，等于说周恩来由加强中共中央对中央政府领导的代表变成了实现这一领导的障碍。这对周恩来的打击是很重的。在中国组织系统中，党委系统历来高于行政系统。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即是说直接对中央主席毛泽东负责，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有职无权的民主人士了。

·以分工为幌子，向周恩来夺权。1953年5月15日毛泽东决定把政务院分为工业、财贸、交通、农林、劳务五个口子，政务院各经济部门归口管理。将八个工业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高岗为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财贸口负责人薄一波、交通口负责人邓小平、虽在政务院有职务，但他们同时又是计委委员，需接受周恩来和高岗的双重领导；农林口负责人邓子恢、劳务口负责人饶漱石在政务院根本没有职务，只在计委有职务，等于说这两个口只受高岗领导，周恩来不能过问。虽然说国家计委名义上仍是政务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已经坐大到吞并政务院，周恩来作为总理只能领导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侨委等部门的工作了。周恩来总理的地位确实出现了危机。不久，又传出学习苏联体制，改政务院为部长会议，人们不免对谁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纷纷猜测，高岗的人气越来越旺。

·责刘周擅权。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华南分局一个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写完这则批语，毛泽东感到意犹未尽，又写短信一封：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

1、请负责检查去年8月1日（8.1以前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2、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毛泽东 5月19日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从维护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出发，见到毛泽东的批示立即给毛泽东写一报告，说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都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来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出，遵照来示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由我负责的。”

· 批转高岗的报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