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问题上的分歧已在党的中上层干部中暗暗传开，附带流传的是高岗早就站在了主席一边。就在毛刘就处理山西省委报告时摊牌不久，高岗及时送上了东北地区的报告，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立即提笔挥毫写按语，连同原件，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党。按语如下：

兹将高岗同志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印发给你们。

·在政治局批刘少奇。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不指名地批刘少奇。他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说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

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都过渡完。

毛泽东批评的三个观点，都是从刘少奇讲话中挑出来的，大家心知肚明。从此刘少奇的党内理论权威的地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权威阐释者的地位，彻底崩溃。与此相连带的，刘少奇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谁能代替刘？最有希望攀升的是高岗。许多人都这样想。高岗自己也充满了自信。他不仅要取代周恩来，而且要取代刘少奇。

以上就是毛泽东这位大权谋家为搞垮高岗—这个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所造成的“势”。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解决高岗问题的时机成熟了。在这种形势下，高岗像喝了“催命符”一样，一定会跳出来，必然会跳出来。

高级干部中悄悄地发生着重新排列组合。连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都改换门庭，背叛刘少奇，投到高岗的旗下，结成倒刘反周的高饒联盟。

饶漱石生于1903年，江西临川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满州省委代理书记、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1935年受命去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回国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皖南事变时随军行动。项英离队后中央指定饶漱石为政治负责人，与叶挺军长一起共同组织军中大计。重建新四军刘少奇出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对饶提携重用，1942年刘调回中共中央时，任命饶漱石为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七大”饶漱石当选中央委员，建国后成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高岗和饶漱石自以为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在毛泽东策动的倒刘反周的暗潮中他们是得天独厚的“弄潮儿”，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肆无忌惮地行动起来了。先是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上，抓住新税制问题发难，“批薄射刘”（即明批薄一波，暗点刘少奇）；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1953年9、10月间）上抓住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讨安伐刘”（斗争安子文，通过追后台的办法指向刘少奇），在全党造成了倒刘的声势。据薄一波回忆：

财经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提出了我国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走向前台公开活动起来。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同志，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还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可是，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林彪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同志去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同志的拒绝。

后来，他南下杭州、广州游说。在杭州对陈正人同志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1953年10月间，他对设立总书记表示不赞成，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曾对陈云同志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意思是将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同志断然拒绝后，他又反咬一口，诬陷陈云同志。毛主席生病，罗瑞卿同志对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却幸灾乐祸。他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得起来。毛主席12月要休假，提议由少奇同志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实际上，过去毛主席离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轮流。唯独高岗表示反对，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岗阴谋活动的本质，就是要推倒刘少奇和周总理，而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他后来在《我的反省》等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的唯一助手，准备自己接来做领袖。”

毛泽东深知，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国人民不可多得的人才。人才难得，人才也难以驾驭，怎样使他们在极人臣之位的时候，永远忠心耿耿，不生僭越之心呢？精通君臣之道的毛泽东是法家的笃信者。韩非子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治于人。”（《备内》）法家认为赏赐、封爵乃至联姻等等，固然可以换取臣下的忠心，但这种忠心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不巩固的，时移势易，可以反目成仇，下反上，臣弑君，骨肉相残，这些事例不绝于史书。因此，任何亲信都不是绝对靠得住的。那么怎么办呢？“圣人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君》）做国君的能得到臣下的忠心爱戴固然很好，但不能依靠这个，依靠这个就危险了；要有使臣下不敢不忠心，不敢不爱戴的办法，有了这个办法，王位才能巩固。法家认为这是“人君面南之术”的精微。这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不长期地专一地信任一个人或一派政治势力，要设立牵制力量，要他们访查、监视和密报对方的不忠言行，要他们互相揭发，争表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设置对立面，利用矛盾，控制矛盾。他把这手段用得出神入化。高岗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利用自己“东北王”的身份，超越北京单独和斯大林联系，成为苏联在中共的代理人，比王明走的还远。王明在中东路事件中提出改“保卫苏联”的口号，高岗竟提出划东北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在建国之前。高岗与柯瓦廖夫串通，监督着毛泽东的内政外交，构成了对毛泽东的主要威胁。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下了干掉刚刚的决心。但他认为刘少奇、周恩来有专擅之嫌，危及他独断朝纲，他对刘周的批评和措施也是认真的，并不是故意做给高岗看的。他要利用高岗制服刘周，这一目的达到之后，再四两拨千斤，利用刘周除掉高岗。毛泽东把这一出连环大戏演得有声有色，把群臣们看得目瞪口呆。

当然，党内高级干部洞察幽微看清毛泽东路数的不是没有，陈云和邓小平可以作为两个代表。陈邓根据自己对毛的了解，无论如何一个主张将东三省划给苏联的人是不会得到毛的信任和重用的。他们适时地向毛泽东谏言了。陈邓向毛泽东谏言的时间大约是1953年12月中旬。这时毛泽东住在玉泉山静宜园别墅正在静心思考怎样转弯子的问题。陈邓谏言后，毛泽东从善如流，立即部署解决问题。当然，陈邓向毛谏言是冒着一定风险的。毛刘之间的分歧，毛对周的不满，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高岗能够呼风唤雨，也不是全靠造谣。如果谏言不纳，毛决心贬黜刘周，他们会被看作是刘周的同党而受到牵连。

毛泽东找了刘少奇谈话，表示对刘继续信任，无意改变刘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并提出由刘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的问题。刘少奇检讨了自己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特别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跟不上主席的错误，对自己历史上工作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对七大以来中央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在四中全会做完政治报告后，要接着做一个自我批评，在中央全会上有个交待。刘少奇同意了。

面临党的危机，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先给公安部长罗瑞卿打个招呼。当罗瑞卿来到静宜园时，毛泽东突然发问：“我退居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主持？”

罗答：“主席退居二线，当然刘少奇主持一线，不过最近有些传言。”

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人睡在床上，有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不问问旗帜是真是假呢？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这个人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了。”

毛泽东又把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分别召到静宜园别墅，对高饶怀有个人野心，攻击少奇、恩来，分裂中央的错误，跟几位高级将领打了招呼。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高岗竟没有听出这是说他的，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说刘少奇，所以在毛宣布要去杭州休假，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刘表示谦虚建议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时，竟不识时务地叫嚷：“轮流吧，搞轮流好。”

安排好这一切，毛泽东带上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罗瑞卿到杭州去了。他在西子湖畔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解决高岗问题之前，毛泽东于1954年1月3日子杭州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以他自己特殊的风格把解决高岗问题向苏联通气。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

两位苏联客人惊诧不已。

他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的陕西（毛用手指翻译师哲，师哲是陕西韩城人），楚就是湖南（毛又用手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