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到看。”

捷沃西安还是不明白，但中国通尤金大使明白了。

1954年1月初，刘少奇命杨尚昆专程到杭州给毛泽东送去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毛阅后做了些修改，并给在杭州疗养的林彪看过。7日，毛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各同志写信，对四中全会的议程和政治报告的写法做了具体布置。然后，又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拟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要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有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1月7日

杨尚昆回京向刘少奇面交毛泽东的两封信之后，1月1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陈毅、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军队高级将领及党政方面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这次会上高岗十分孤立，他感到与会者都跟他保持距离。他急于面见毛泽东弄清形势的变化，自己如何转这个弯子。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杨尚昆转交。

会后，杨尚昆再往杭州，将刘少奇准备的在四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和个人检讨送审稿以及高岗的信件面呈毛泽东。经过几天思考，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回了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了他犯的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同志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1月22日

毛泽东这封致刘少奇顺便答复高岗来信的电报给高岗看过之后，高岗有一种被利用又被抛弃的感觉。过去说过那么多私房话，说不见面就不见面了，连直接回封信札都不可得，他领教了什么叫翻云覆雨。

1月25日，刘少奇约上周恩来、邓小平与高岗谈话。高岗想对毛泽东说的话，当然不能对刘少奇等人说；高岗想问毛泽东的事情也不便于问刘；更不能把毛与自己单独说的那些话，那些事抖露出来，只能自己承担，这是将来翻本的希望。所以，高岗竟然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冷场了一支烟的功夫。后来高岗表示要做一个像样的自我批评，接着询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他希望是口头的，不往下传达，不存档。

刘少奇说：“恐怕要书面作，不光你作，我也要作呢。是毛主席要我作自我批评的。”

闻听此言，高岗心头一震，他对毛泽东导演的这出戏还没有完全看懂，心存侥幸。“出水才知两脚泥。等出水后再比咱俩谁的腿上泥多吧。”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头一句话就是：“我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作下述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在会上发了言。发言者呼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了全国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会后的一些事情，但遵毛定的基调，没有一个人敢指名道姓批评高岗和饶漱石。

在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在做完政治报告之后，又做了《我的自我批评》的发言。他检讨了八个问题：

1、1951年7月“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2、1948年华北有很多地方提出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虽然1952年6月中央发出《无条件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的指示并不算迟，但我“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应该取消或纠正。

3、“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间犯了不少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

4、“1949年6月，我在一个关于讨论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的文件上批示‘基本上是在主张合作社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这个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5、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对“左”倾错误纠正不力。“这种‘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杀人过多，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在有些地方则在执行整党工作中采取简单的办法去对付有缺点和错误的干部。”

6、1943年延安审查干部时，“在大会上追迫和抢救。我是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

7、“1946年2月1日，中央发出《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做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8、“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判

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的情绪，虽然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刘少奇最后说：“有些问题我如果能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示，用适当的态度更多地和同志们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

在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不准点高岗的名，是怕转移了与会者对刘少奇检讨的注意力。四中全会在政治上保留了刘少奇二号人物的地位，但在政治上使其自我降格，亲手砸了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牌子。从此刘少奇不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而是一个犯了许多错误、被毛主席团结使用的高级干部，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在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才从杭州传回话来：对高饶问题“彻底揭露。”2月15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有四十多位知情者和有关人员与会。共开十天，25日结束。周恩来定的基调（当然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是：“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高岗经受不住众叛亲离地揭发批判，于2月17日举枪自杀未遂，中央乃决定对高岗施行隔离审查，从此高岗失去自由。

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到会二十六人，开会七次，揭发了饶漱石在新四军排挤、打击陈毅，在中组部排挤、打击安子文，以及配合高岗进行反党夺取的阴谋活动问题。3月15日，中央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1954年8月17日，高岗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4月1日，因发现饶漱石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将其收监审查。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力十年。1975年饶漱石患中毒性肺炎死亡。

高饶和刘周这两股势力较劲，是此消而彼长，彼消而此长的。这是常人的逻辑。一般政治家处理这个问题也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毛泽东以他深不可测的权谋，纵横捭阖，既除掉高饶，又削弱了刘周，令彼消而此弱。毛的手段太厉害、太可怕了。这使高级干部们凛凛畏惧。不论是受到毛的信任，还是受到毛的猜忌，只有对主席忠诚不二，才是明哲保身之道—这就是他们从四中全会得到的教训。

高岗、饶漱石的倒台，顺便解决了大区一级行政机构的问题。每个大区都管辖几个省，比一个中等国家都大，而且都拥有军队。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而反叛，民国北洋时代直、皖、奉地方军阀争锋的乱局，毛泽东不能不防。七届四中全会后，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做出撤销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决定。

通过处理高饶事件，邓小平的品德和才能进一步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所赏识，1954年4月27日任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4月4日，增补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05 根据斯大林意见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

毛泽东骄傲了。他再没有初入北京时暗暗叮嘱自己不能做李自成那种临深履薄的谨慎。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斯大林的去世使他觉得自己是当今世界第一强人，只要他下决心，挥巨手，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要凭藉中国这个历史大舞台，率领他的六亿子民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谁要说三道四，谁要制约他，谁要阻拦他，谁要反对他，他就准备和谁决裂，不管是老朋友老战友，党外人士还是党内同志。他的老朋友梁漱溟先生为农民说了几句话，他在1953年9月17日政协会议大庭广众之中，出言失态，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就是这种心态的充分表露。他指责梁漱溟“班门弄斧”，觉得自己才是最了解农民的。但他了解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代的农民，至于土改以后分得了田地的农民的理想和追求，忧虑和担心，他并不真正了解，至尊的地位把他和农民远远地隔开了。在以后的几年里，恰恰在毛泽东认为自己最了解、最熟悉的三农领域—农民、农业和农村，他栽了大筋斗。

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的农业合作化思想，1952年11月12日作出决定：在省委、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建立农村工作部，专管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年2月成立，调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为副部长。邓子恢是福建龙岩人，早年留学日本，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又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树红旗时的早期追随者，长期做农运工作和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对农民有深刻的了解。

1953年4月3日至23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作了长篇总结报告，提出许多重要的政策思想：

1、影响农民生产情绪的是怕“共产”，目前农村中不少地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就是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现在的方针是把农村安定下来，巩固我们党在农村中已得到的阵地。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从东北黑龙江的材料看，生产积极性高，扩大生产的占24%，缩小生产的占13%，而维持现状的占63%。24%是贫雇农，土改后仍未上升到中农。13%是富裕中农、富农与土改前的地主之类。而问题的关键是那63%，他们是中农，他们多少有些顾虑，不敢放手经营，是现状维持派，也不缩小，也不发展。中农不安的，有顾虑，对我们的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什么时候“共产”，必须使他们安定下来，否则就不能够巩固党在农村中已经得到的阵地。

2、互助合作反对一哄而起，主张慎重稳进。毛主席说要十至十五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要跟县委书记、县长们讲清楚，他了解这个过程就不急了。我们的前途是集体化。现在是个体农民占优势，互助组的组员、合作社的社员也还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有保守性，不能不照顾。如果急躁冒进，那就不仅单干农民不加入互助合作，而且还会影响互助组合作社的巩固。参加互助合作是为了多生产、多收入。组员社员都是小私有者，如果加入以后，生产不好，或者生产多分得少，他们就不来，就是打耳光也不来，耳光打了思想是打不丢的。虽然经过了土改，土改时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从共产党手里得到了土地。但土改后，互助合作搞不好，对他们不利，他们怕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