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就不来了。这我们不能怪他们。

互助合作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按照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办事，由小而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步巩固一步，有阵地地前进，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而起，一哄而起者必将一哄而散。互助合作关系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根本问题，必须慎重稳进。

3、必须把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对农民私有制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去解决，不能过急。分了土地给他，就不能随便被剥夺了，必须依法保障这种所有权。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就会造成群众恐慌。改造农民私有制是总方向，决不能动摇的，但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就随便去侵犯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

4、限制富农发展，允许富农存在。一条是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化的道路，另一条是让富农泛滥发展的道路。两条道路我们走哪一条？我们走前一条，这是总路线。但今天的问题是既要限制富农发展，又要允许富农存在，不能说不允许富农存在，而且完全不让富农有一点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富农发展一点不要害怕，总的方针是限制富农发展，这个是决不能犹豫决不能动摇的。这个改变了，那么进到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但又不能完全杜绝富农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是矛盾的。在这方面掌握起来是要很艺术的。

5、有条件地允许“四大自由”。雇佣自由的口号可以提，是不是雇工会有增加呢？当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没有人敢雇工的问题，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对雇工的工资问题，雇工的各种待遇问题，当然不是允许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

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贷。农民要借钱。规定几分利就是高利贷，几分利不是高利贷，用意是好的，但如没有国家的农业贷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社事业的发展相配合，则其实际效果不大。因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贷。允许自由借贷是否就是让高利贷泛滥发展呢？不！我们要搞信贷合作，低利借贷，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慢慢战胜高利贷，减少高利贷，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贷。单纯用行政命令，高利贷是禁止不了的。

土地买卖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规定了，今天还不能禁止。但这种自由的范围很小，实际上也许孤寡烈军工属没有劳动力从事耕种的人出租土地。将来是否要禁止土地买卖，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去禁止土地买卖，中央还没有考虑。今天土地买卖是可以的，但是否随便买卖呢？不是的。我们要尽可能帮助农民克服困难，要从各方面来帮助贫困农民，如贷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卖地，卖去土地对他们很不利，卖了就更加贫困了。所以这个自由很有限度，并应尽量缩小这个自由的范围。

商业买卖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国营贸易的领导和节制下。所谓领导就是控制。贸易自由的范

围也是有限度的，有控制的，不是让其自由泛滥。但是不是不让私人做买卖呢？不是的，包不了的。去年调整了商业后，私人商业有些发展，这是必然现象，不要怕。

6、办社中一定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互助合作社的内部问题，基本是贫农和中农的关系问题。对中农要照顾，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不能像土改时那样，土改时是搞地主以满足贫雇农，那是对的；今天揩中农油以满足贫雇农，那就错了。今天的贫雇农将来也要成为中农的，今天要他揩中农的油，将来就会让别人揩他的油，这就使贫雇农上升增加顾虑，结果两头不讨好。

必须把互助合作办好，确实做出成绩来。走这条路，确实多分红、多打粮食。中农是左右摇摆的，

我们办得好，确实有利，多打粮食，多分红，生活有改善，中农就过来了，就不再恐慌了。互助合作对中农、贫雇农是好的，就是对富裕中农也没有什么不好，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不要再揩他们的油就是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以后，尽管刘少奇当即表示尊重毛的意见，但刘始终认为“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实际政策上，刘少奇支持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不热心发展动摇私有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又不能违背毛泽东规定的农业合作道路，于是强调照顾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特点，稳步前进。企图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待国家有大机器装备农业了，再办集体农庄。邓子恢的就职演说讲了六条，实际上也是这种主张。

在一定条件下，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确实能够增产，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农民欢迎。据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概况》提供的资料，总计全国共有互助组六百余万个，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千余个，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三千五百余万户，约占全国总农户40%左右。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本年度全国兴建及整修小型渠道七万四千三百条，塘坝圩堤等一百六十余万处，打砖井四十五万五千眼，共扩大灌溉面积二千二百九十万亩，超过1951年扩大水田面积两倍以上。山西省运城、临汾、榆次、长治等四个专区组织起来开渠打井，安装水车，以及合理用水即增加灌溉面积四十四万亩，等于1951年全省增加的水田面积。平原省互助打井的农户约占50%左右。在防治病虫害方面，互助组也起了很大作用。如热河、辽东两省曾组织起来五十一万多群众，编成防虫队，划分防虫区，进行防虫灭虫的斗争。湖北省天津专区前后发生蝗灾二十九万一千七百八十八亩，发动群众八万零六百三十人，广泛组织互助，订立合同，保证完成灭蝗任务。河北省有些县群众普遍组织起来治棉蚜虫集体配药，互助根治收效很大。像这种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农民是乐于接受的，对发展生产确实是有利的。

但如果再向前多走一步，看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当时有些基层干部企图动摇私有基础，动员农民带着土地和牲畜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农民就不干了。据河北大名县委提供的资料：“强迫入社的结果引起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四区小龙杨文选社，未并社前社员生产都很积极，盲目并成一百四十四户的大社后，冬季积肥和副业生产搞不起来了，社员闲了一冬天，社里的二十多垛花生秧子和一堆堆谷挠子都丢在村外场里任风雪飘没，无人经管。一区儒家寨村里村外满地粪无人拾，遍地棉柴无人拔。五区小寨张遂学社扩大后运输歇业，磨粉数量较1951年冬减产50%，积肥数量也大为减少。社内的六十一个牲畜因断草料都饿瘦了。又六区老庄朱秀亭社共有十三头牲畜，已饿死母牛一头，还有三头瘦得要死。”“群众被威胁入了社，现在有很多社员来要求退社，有的社员为了达到退社目的，故意毁坏社里的工具，企图叫社把他开除。该社一个社员反映：“俺社五十多户，如果允许自由退社的话一天就能退四十户。”（1953年《河北大名县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犯盲目冒进错误的检讨》）像大名县这样的情况华北其他省区、东北地区、中南地区都有发生。

邓子恢上任后，1953年3月8日向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汇报全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建议。中央采纳邓子恢的意见，于当天发出《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给各大区的指示》，指示说：

关于农业增产的五年计划数字和互助合作五年的发展计划以及1953年这两项的指标数字，各大区所已经提出者，现在看来都嫌过高。在农业增产方面，不能根据三年恢复时期中每年的增产率来计划今后五年的增产，因为发展时期的增产要比恢复时期困难得多。证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农业增产的计划也不能订得太高。而且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机器投入生产农业，农业增产主要还是靠农民群众积极性与互助合作，靠兴修水利与若干新式农具和初步的技术改良。如果计划一开始就订得太高，完成不了，将大大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中央现在正考虑将农业五年计划增产数字缩减到1952年实产为基数的30%。其中1953年的指标是增产7%。在互助合作方面，计划订高了，也势必发生急躁冒进，贪多贪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地区）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因此，中央现在考虑将互助合作的发展计划，五年之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数的80%左右，新区控制在70%左右。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均控制在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新区平均控制在20%左右；常年组新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是30%左右。以上两项数字都是初步拟出的平均数字，望各大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把你们原定的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在3月20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汇编新的计划。

到1953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的急躁冒进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7月间，华北局向中央报告说：“纠正冒进的结果，农民生产情绪已趋安定，部分地区卖土地、卖耕畜、杀猪宰羊、伐树等混乱现象已停止，抗旱播种任务已顺利完成。干部认识到冒进对工作的危害，开始转变了重社轻组的错误认识，曾消沉一时的互助组，又开始活跃起来并有了发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局在1953年7月向中共中央送的这份报告中，提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根据目前条件，必须坚持以互助组为中心”。刘少奇和邓子恢1953年10月4日向全国批转这个报告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此作了肯定。批文说：“华北局在此报告中，确定当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的条件下，从全国范围看来，互助组依然是适合广大农民群众生产要求和文化水平是一种合作形式；同时也是目前在克服生产困难和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便于广泛地发挥农民群众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

毛泽东见邓子恢就任农村工作部部长之后，没有积极贯彻他的思想，却和刘少奇配合默契，对邓子恢非常不满意。于是，趁邓子恢外出公干的时机，毛泽东直接找陈伯达、廖鲁言两位副部长，委托他们在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推翻了二十二天前中共中央对全党发出的《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的指示，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命令摊派下去，第一次把全国农村搞乱。

会前（10月15日），毛泽东同陈廖谈话，不指名的批了邓子恢。他说：“‘确保私有制’。‘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借用孔子的话，赋予调皮的新解。批邓子恢言不及“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真是难矣哉！”

毛泽东急于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1952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会上宣布，苏联以前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这对毛泽东影响很大。粮食对他来说，不仅是军需民食问题，发展工业、发展城市需要粮食，积累资金、出口换汇需要粮食，偿还外债、与苏联等国发展易货贸易需要粮食，特别是支持世界革命，需要取之不尽的粮食—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他要扮演世界革命领袖的角色，指导世界革命，光有思想指导，没有物质支援，世界革命领袖是做不成的。正如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开始，因陈伯达不会讲普通话，先由廖鲁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主管你要到干部刚刚端正了的指导思想，一下子吹到了“左”边。到11月4日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接见陈伯达、廖鲁言，对当年春天进行的反冒进提出批评，不仅批邓子恢，也批了刘少奇。由廖鲁言在会上传达他的讲话：“批评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