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而具体的法人代表在失去农民监督的情况下，行使所有者权利时，任何外来的对集体土地权利的侵害和剥夺，在满足了个别人利益之后，不会遇到任何阻碍。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在乡以上各级对方政府官员手里，大至一个开发区的建立，小至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建立，那里头包含多少地方政府的利益乃至地方官员的私人利益呀！“南方某市市政府国土部门征用农民土地每平方米十至三十元，卖给开发商每平方米一百五十至三百元；中部大省某市征用农民承包土地每亩三万元，而农民实得不过一万元，市政府国土局卖给房地产商每亩十万至三十万元；某城市2000年征地十三平方公里，每亩农民得补偿三万元，卖出挂牌价每亩一百三十五万元（引者注；政府的暴利达四十五倍），当地政府通过卖地已赚了六十五亿元，正在建四套班子的办公大楼。”（2005年8月24日《文汇报》，张根生：《关于土地经营的调查》）这样干法还能说党和政府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吗？据国土资源部主办的中国土地杂志2001年第九期刘田一著文说：“近二十年内，国家向农民征用土地约1亿亩，国家利用垄断一级市场的制度和征地廉价剪刀差（土地市场价—征地补偿费之差）总共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资产大二万亿元以上（这显然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数）。”这二万亿元以上的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政府的第二财政，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城市扩张上，对农村则是极大的损失，有人推算，这笔资金如果大部分能用到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上，那么农村的发展将大为改观，城乡差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悬殊。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在政治体制下以国家的名义已经剥夺了四千万农民的耕地，使他们成了赤贫。农民贡献了土地，一座座新兴城镇闪亮登场，但城市化并没有带动农村的‌­​现‎‌‌​​代​​­化，并没有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据多部门多渠道调查，土地补偿金分配结果一般是各级地方政府拿走50～60%，村组拿走30～45%，农民只得到5～10%。2003年底，我国耕地面积只有十八点五一亿亩，人均耕地仅一点四三亩，为世界耕地资源的45%。我国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年均需粮五千亿公斤左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连续四年达到这个水平，但2003年降为四千三百零五亿公斤，这个底线敲响了警钟。我们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须保证全国人均有一亩基本农田。目前全国已有八个省低于这一水平，有六百六十六个县已低于人均零点八亩。地方政府靠倒买倒卖土地搞创收，增加GDP，得实惠，出政绩，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断送了子孙后代的生计。

必须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土地私有有两个最主要的标志：一是无限期可以继承的所有权，二是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他可以出租或卖掉土地，让土地转化为货币资本。可自由出租买卖的土地比不可以自由出租买卖的土地市价要高得多。国家建设必要的土地征用，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有参与权、要价权、谈判权。要让土地资本化，并将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还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台湾很多农民比城里人富，就是因为他们有大块土地的所有权。

邓小平破题的文章群众在自发地往下做。废除公社制度二十多年来，农村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湖北省江汉平原的监利县，改革开放以来，出外务工者日见增多，据2000年统计，外出人口达三十三点八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其中劳动力二十二万人，占全县总劳动力的49%。村庄是“三八六一九九（妇女、儿童、老人）部队”留守，出现了弃田撂荒现象。监利县弃田四十一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6.4%；弃田最厉害的毛市镇占本镇土地的38.9%；在毛市镇的吴村这个比例达71.4%。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种‌‎​田‎‌​大户”，土地向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发展。“​‌种‌‎​田‎‌​大户”万良伍原是洪湖市农民，老家只要七八亩田，但他懂农活，会经营，1997年来监利县网市镇扒头村承包二百亩田，据他自述：“种七八亩田就算一亩收入五百元也不过四千元，种二百亩田就算一亩收入只有二百元，收入也有四万元。”

据《南方周末》2001年6月14日《新土地革命》一文报道：

就在万良伍二百亩水稻田旁边，三十出头的黎维华种植了五百亩湘莲，去年他种湘莲二百亩，赚了七八万元，预计未来几年收入可以突破二十万元。

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调整种植结构，​‌种‌‎​田‎‌​人因此节约了开支，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记者在田间遇到万良伍时，他的一条机耕船正在犁田，而在他只种七八亩田时，使用的是耕牛。

桥市镇南塘村的张新芝刚化九万元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

在监利、桥市镇南塘村的张新芝有​‌种‌‎​田‎‌​大王之称，今年他种了一千一百亩田，去年更是达到一千五百亩。去年年初张新芝对一些乡亲们说：“你们外出打工放心走，你们丢下的田我一个人包了，年底我们比一比，看谁赚的钱多。”她认准一个理：“只要肯吃亏，​‌种‌‎​田‎‌​有钱赚。”在张新芝的“庄园”内，不光种水稻，还种棉花、大豆、甘蔗、高梁；不光搞种植，还养鱼、养鸡、养猪、榨油、酿酒。

“都说现在​‌种‌‎​田‎‌​不赚钱，我的体会是种憨田不赚钱，憨​‌种‌‎​田‎‌​也不赚钱，现在粮食价格下跌我不怕，我有粮食加工厂，粮不赚钱，粮食酒还是赚钱，菜籽不赚钱，菜油也赚钱。粮食滞销我不怕，我办有养鸡场、养猪场、油厂、酒厂，都可转化余粮。”去年一年，张新芝的“庄园”纯利润达十几万元

在耕作方式上​‌种‌‎​田‎‌​专业化与社会化初步显露。一些农户在逐步摒弃以往事必躬亲的小农经营方式，他们雇人播种、管理、收割、指导技术，​‌种‌‎​田‎‌​大户张新芝去年开给雇工的工资就有六万多元。

一些专门的农业服务行业逐渐兴起。监利县拓木乡谢北平今年与人合伙买了三台联合收割耕种机，花费二十六万元。自从机械买回后，农忙时节没有一天空着，租用机械的不仅有本乡人，还有外乡人，“生意好得出奇”，当年就可以赚回本钱。

现在，拓木乡做农机服务生意的有八户十一台机械，而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谢北平说：“先有​‌种‌‎​田‎‌​大户，再有我们农机大户，反过来农机大户又带动了​‌种‌‎​田‎‌​大户。”

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变得轻松了。棋盘乡桐湖村村民张连发在做水产生意积累一定资金后，今年初一次性承包低湖田八百亩养河蟹，养河蟹每亩效益比种水稻高出二十倍，在张连发等一批大户带动下，全乡有70%的农户搞起了养殖。在棋盘乡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土地流转后形成的大户或前来投资的公司起了关键作用。

据统计，到今年三月中旬，监利县承包或租赁一百亩以上农田的​‌种‌‎​田‎‌​大户有一千多个，其中开发一千亩以上的有三十多个，比去年都有翻番的增长。

各省都有自己的“监利县”，监利县是全国农村的缩影。监利县的农业发展道路概括地说就是：通过土地向大户集中，农民向城镇转移。监利道路为为中国“三农”问题找到了光明前途。如果把土地产权给了农民，这条道路接近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道路，经过二十世纪许多先进国家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不要干预，让农民自己去搞，自发地搞；一干预，搞什么变相的合作化（如合并农户搞农业公司之类），那些生机勃勃的现象很快就会被扼杀，回到共同贫困的合作化老路上去。

中共在反思历史的时候，企图以1958年大跃进为界，在这以前的合作化是正确的，在这以后的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好像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只是过快、过急，工作粗糙的问题，如果采纳邓子恢的意见，稳步发展，工作细致一些，按原来计划十五年过渡完，也许情况就不同了。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分歧，是工作方法的分歧，邓子恢不敢也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农业合作化道路。按照邓子恢稳步发展的意见，农村可能少遭受一些破坏和损失，但最终农业还是发展不起来。

试图通过农业合作化让农民摆脱贫困的苏联集团各国，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苏联的农业，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尽管已经有了拖拉机，粮食还是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1913年沙皇时代俄国的粮食产量为八千六百万吨，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时的俄国已经变成了苏联，由一个俄罗斯变成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领土增加了24%，“解放”和“发展”了四十年生产力，粮食产量是多少呢？八千二百万吨，比起沙皇时代的俄国，不仅没有增加，还减少了四百万吨。苏联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及其相关政策，被实践和时间证明是失败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说合作化基本正确，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是不对的。公社化后期实行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恢复合作社。三级所有就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队为经济核算的基础。实际上，保留公社名义，是为毛泽东保留面子，队为基础就是退回初级社阶段。问题的关键是退到这一步并没有使我们在农业上摆脱困境。二十年来，许多农民付出了温饱和生命的代价，换得了年年丰收的虚假数字。请看1978年的农民收入吧：

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一百三十三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全国有四千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人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靠政府经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约有二亿人每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足两角，有二万七千一百六十万人每人每天挣零点一六四元，有一亿九千万人每人每天挣零点零一四元，有一点二亿人每人每天挣零点零一一元。山西平鲁县每人每天挣六分钱。提供这些数字的是一位有良知的记者，1978年他访问了沂蒙山区农村，拍下了许多珍贵照片，用镜头定格了毛泽东模式的“农村社会主义”：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一位老人一个冬天都躺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病人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的农村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纪政策上摒弃了合作化那一套，农业退够，回到了包产到户、单干，但理论上只推倒了1958年。2003年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仍在鼓吹毛泽东“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睁着大眼说瞎话，硬说合作化“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大量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年年增产。”（《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418页）这等于宣布，改革开放第一炮—解散人民公社后没有回到合作社搞了包产到户—搞错了，为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下一轮大折腾留下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这是明目张胆地否定改革开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如果采纳他们的理论，胆敢搞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再重复一遍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错误，那就真的要亡党亡国了。

07 资本家敲锣打鼓过共产关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高‍​­‎潮­‍‎”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手工业建社速度明显加快了。在中国七届六中全会“反右倾”的压力下，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筹委会于12月9日召开全国手工业座谈会，检查“与总路线不相适应的保守思想”，提出了“加快发展，迎接‎‍‌​‌高‍​­‎潮­‍‎”的政治任务。

12月21至28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检查和批判了过去工作中的保守落后思想后，着重研究了今后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并要求各地订出全省、全专区、全县和全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并且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手工业领导机构。进行全行业分期、分批、分片的改造，积极发展，积极过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基本上完成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并且要注意发展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积极推动低级形式的互助组织向高级的生产合作社过渡。”

1956年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这次会议拟定的全面规划。认为：“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是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总的要求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社（组）员达到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70%，1957年达到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