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9年至1960年全部组织起来。

195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程子华汇报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党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毛泽东批评加表扬，又给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增加了新的推动力。到1956年6月底，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90%；到年底，达到手工业者的92%，建立手工业合作社九万九千一百个，社员达到了五百零九万一千多人，至此，手工业由个体经济体制到集体经济体制的转变基本完成。

手工业者建社后市集中管理，统一核算，把原来分散灵活，方便群众的优点搞掉了。据当时的一些典型调查，石家庄市将八十八个小组合并为三十三个大社，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社，社员达到一千四百余人。广东省有的‎‍­综‍‍‎合‌‎‍‍社包括十四个行业，有的跨地区社纵横达六十华里。四川省眉山县五金社把十三个乡的铁匠炉、制秤的、修自行车的、修钟表的多种行业的从业人员包容在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管理，发一次工资财务人员要骑着自行车跑七天。上海修理自行车的原有一千八百零八个服务点，改造‌­­高‎​‎‌‌潮‌​‎‎‍一开始，就撤并了四百五十个。沈阳市北市区原有一百零三户裁缝师傅，就近为居民服务，改造后合并成一个缝纫合作社，只设十个门市部。走乡串村修锅补盆焊洋铁壶的小炉匠、修理雨伞的、理发的、磨剪子磨刀的、修鞋的等等，全没有了。

一个个体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化”出了三个结果：

第一，国家背了个大包袱，大约有五百一十万个给国家纳税的手工业者，变成了每月由国家发给工资的工人。国家给予他们铁饭碗，但这个铁饭碗小得很，并不能保证他们丰衣足食，所以手工业者并不感谢政府。

第二，劳动生产率降低，社员收入减少。改造前找个体裁缝做件衣服一个星期取活，就近服务，居民称便。成立了缝纫合作社，做件衣服要跑好远的路，一两个月也做不出来。老太太家里水壶漏了，十里八里找不到焊的地方，群众多有烦言。由于并社撤点，活收得少了，社的收入下降，社员的收入也跟着下降。从1956年8月份起，北京、天津、上海陆续发生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要求退社的现象。10月20日，手工业管理局给中共中央报告说：“合作化以后，约有20%左右社员的收入，比入社前有所减少，合作组织的劳保福利也比较差多数社员的疾病医疗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第三，传统名牌产品逐渐退化。虽然毛泽东说：“小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必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但改造的结果，原来的师徒关系破坏了，徒弟成了共青团员领导改造师傅，师徒的一些行规也被当成“陈规陋习”给改掉了，师傅和徒弟拿一样的工资，这样谁还带徒弟手艺呢！毛泽东说的许多话都是对的，但他的“大政策”把他的“小正确”给否定了。自己的左脚踩了自己的右脚。大跃进以后名牌刀剪还是没有了。无锡的惠山泥人是世界著名的工艺品。有一个传统产品“阿福”，是一个笑呵呵的胖娃娃。改造以后，惠山的“阿福”不乐了。不笑的娃娃没人买。青年工人很用心，娃娃就是不乐，老出废品。公方代表给老师傅做工作，给老师傅落实政策，改善待遇，要求老师傅把绝活往下传，老师傅把徒弟捏的娃娃接过来，用手轻轻托一下下巴，娃娃就乐了。你政策不对头，他这一手就不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当作具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亲自来抓。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在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做了报告，对《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成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

我们处理对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处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对于地主阶级，我们是在无偿地没收他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之后，再在劳动中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则是在同他们联合的过程中，用赎买的办法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同时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以便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能力为国家服务。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几（可能有5%左右）是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以外，一般地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这样三个部分。这三部分之间的比例大约是这样：比较进步的分子，约占20%左右；处在中间状态即所谓“随大流”的分子，约占60%左右；落后分子（包括顽固分子）约占20%左右。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第一，要把其中更加进步和更加靠拢人民政府的分子组成为推动工商业资本家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力量，并且适当地扩大这种力量。第二，要把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用教育的方法逐步地争取过来，使他们中间的多数提高觉悟，有所进步，使落后分子一年一年地减少下去；第三，分化那些顽固分子，使最顽固的分子孤立起来。

要把一切行业的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期分批纳入公私合营的全面规划。这种全面规划要包括以下各项：（1）统筹安排各行业的生产和经营。为此，对于各行业的公私企业之间、私营企业之间、近代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要有适当的调节；同时对于各行业私营企业要加以必要的或大或小的改组。（2）建立各行业的专业公司（有的是一个行业的单一公司，有的也可以是几个行业的‎‍­综‍‍‎合‌‎‍‍公司），以便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轨道组织起来。这种专业公司要担负起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上的任务，也要担负改造资本家的政治教育上的任务。（3）准备由原来的按企业所得利润的一定比例分配给资本家利润的办法逐步过渡到有分别地按资本定息的办法。这种定息的办法实际上是将企业交给国家的专业公司直接管理，而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将大大地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积极性。

小商业的改造，在乡村中一般应该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在城市一般可以在长时间内代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经营的业务，这种代销经营的形式应该作为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

应该使上述的在两种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即在1956年和1957年，争取达到90%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家不是过渡到国有化。

1955年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邀请以陈叔通为首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到勤政殿叙话。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上海的荣毅仁，北京的乐松生，天津的李烛尘等都出席了。陪同毛泽东接见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

从1955年年初以来，由国家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品已占全部私营工商业产值的90%以上。许多工厂实行了公私合营，并且在方式上已由个别合营发展到了全行业合营。私营批发商业基本上都已合营，零售商业也出现了要求公私合营的“‌­­高‎​‎‌‌潮‌​‎‎‍”。根据这种形势，毛泽东说：

希望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们要主动，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应该来反对，应该来主动参加。资本家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适当安排，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

这次接见以后，11月1日到2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举行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由主任委员陈叔通作《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为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提出：“全国人民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就是把我们祖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繁荣富强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商业者当前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一些思想上有怀疑和顾虑的人，要进行耐心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使他们认清前进的道路。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必须展开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希望全体工商业者努力学习，接受新思想，不断地改变旧思想，改变旧生活，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

1955年11月以后，首先在上海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上海轻工业中，有棉纺、毛纺、卷烟、搪瓷、面粉等八个行业实行了公私合营，重工业的重播、机器、电器等十三个行业也开始进行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北京的面粉、电机、制药等九个行业带头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2月上旬，仅据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和重庆等大城市和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的不完全统计，私营工商业中有三十多个行业、二千多家工厂、私营零售商业中有十多个行业、三千多家商店，经政府批准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6年1月10日，新年已过，春节未到。北京的闹市区忽然爆竹声连连不断，锣鼓声铿锵不停，大小商铺张灯结彩，游行队伍抬着大喜报鱼贯而来。原来这一天又有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三户私营工商业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郊区农民给毛主席的报喜信说：“自从您发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我们郊区就掀起了一个空前的社会主义‌­­高‎​‎‌‌潮‌​‎‎‍，没有入社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入社，所有的低级社都积极要求转变为高级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北京郊区就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

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报喜信说：“我们听到政府按行业批准所有申请入社的手工业者入社的消息喜欢得跳了起来，互相道喜。在11、12日两天里，共有五万三千八百八十二人被批准入社。现在我们新老社员已有八九万人了。”

私营工商业的代表，同仁堂药铺总经理乐松生宣读报喜信说：“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已于本月10日胜利地全部走上了公私合营，向着社会主义大大迈进了一步。”

最后，北京市市长彭真讲话说：“我们要庆祝郊区农业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胜利。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的胜利。庆祝手工业全部合作化的胜利。庆祝我们已经挖掉了穷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劳动，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

1月21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大会宣告：“上海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今天已经公私合营了；上海全市的手工业，今天已经合作化了；上海郊区农业，今天已经转为社会主义高级社了；上海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

资本家敲锣打鼓把自己的企业“共了产”，这真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景观。你要说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强迫中国的资本家这样干的，绝对不是；你要说是中国的资本家是真的提高了觉悟，从内心愿意交出自己毕生甚至几代积累的资本来，那是天方夜谭。资本家的真实思想，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少数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表示拥护总路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主动申请合营。他们平时出头露面，政治上有一定地位，与政府靠拢，自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常州大成纺织公司董事长刘国钧可作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对于带头接受公私合营，他私下说：“先走一步既有利可图，又有位可得。”绝大多数是无可奈何，只好随大流走。天津的资本家说：“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也没有办法。”工商界“上了贼船，跟着走，能有出路；逆着办，只有下水。”“自动走吧，何必让人家用鞭子赶呢。”还有极少数非常抵触，幻想变天。无锡广裕布厂董事长王尧臣说：“美国已在日本训练精兵二百万，下半年出兵打下越南，然后进攻中国。”常州大成纺织厂老板闻亦友散布：“上海朋友谈北京有三个人生病，毛泽东已去莫斯科治疗，刘少奇肺病沉重，朱德血压过高。”这三种情况，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他起草的那个文件，不能不佩服他把资本家确实琢磨透了。他能够造成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势，特定的社会潮流，让资本家“敲锣打鼓”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