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开谈话会，即席发表讲话，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各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排队，算一个账。过去好像一讲矛盾就不得了，其实有什么不得了。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处都是矛盾，都在唱对台戏，但是就不肯承认或混淆两种矛盾。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办法。现在报纸天天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要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们的饭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把矛盾从各方面分一下类，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等。卫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党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灵了。各省、市都要开。报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目的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得不到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该是大家有权有责。同共产党一道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插话：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委员会管教学。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意见和办法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做，不赞成的就不做。这个问题要研究。要李维汉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5月8日起，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的无党派人士共五十多人开座谈会。李维汉说：“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至6月3日，这种座谈会共开了十三次，有七十多位知名人士发表了意见。又从5月15日至6月8日，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二十五次，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言。北京这两个座谈会，每天由新华社发消息，批评中共和政府的意见上了公开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量刊载，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地也都仿效北京，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整风。广大知识分子，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被发动起来了。

带头响应号召出来讲话的是费孝通教授。他是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民盟中央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1957年3月24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说：

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注：指周恩来1956年1月14日的报告，报告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像春雷般起了惊蛰的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因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好像现在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周总理的报告对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作用是难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窝，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变化。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说来基本上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许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浪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订前排座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自然是领情的，但是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人看起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卷，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太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

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很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还是占多数。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的是怕出丑。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级评薪，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费孝通这篇文章，是代表知识分子向党交心的真情实话。对共产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溢于言表。如果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毛泽东所首肯，所支持，真正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振兴，指日可待。

凭这篇《早春天气》把费教授打成右派，实在令人费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恭维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作为党的代表。这在毛泽东是最敏感的问题。虽说拥护共产党是不错的。但在毛泽东心目中拥护共产党里面的周恩来和拥护共产党里面的毛泽东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妒忌心情，1957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就有充分表露。开头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这些话正式发表时都删去了。但他逐渐形成了唱《拷红》的决心。后来抓住一个所谓“反冒进”的问题大做文章，1958年逢会必讲，就是要把周恩来的威信打下去。

或曰，费孝通等八教授《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是反党纲领，查看原始文件，也属指鹿为马，罗织罪名。5月13日，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两位副主席约集费孝通、黄药眠、吴景超、褚圣鳞、侯大千、李西山、陶大庸、陆近仁等八教授对高等学校应否实行党委制正式提出了意见。这个问题毛泽东在。4月30日天安门座谈会上亲口讲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所以八教授即使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张也没有错，问题是他们没这么说也难逃“反党”的罪名。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说法。在过去反动统治年代，教授治校乃所以抵制反动派向高等学校的侵入。今天的形势显然和以前有显著的不同。教授治校的提法，颇有和党对立的意味。再从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本身来看，也是不够妥当的。1、因为大多数教授的是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行政事务未必感到兴趣，那也只能做到少数教授治校，并不是教授治校。2、教授是高等学校的学术中心，但学校是一个整体，如果强‍​调‍­教​‎‍‌授治校，那就有可能把广大的讲师、助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的利益忽视了。

因此我们的意见是：

（1）加强党在高等学校内的思想政治领导。党的中心是党内党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是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

（2）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3）设立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地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4）在校务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之外，另行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地吸引教职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

总的精神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

改善中共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最尖锐、最系统、最有代表性的意见，不过如此。硬说这些意见是反对党的领导，主张教授治校，把八教授打成右派是毫无道理的。

更可骇怪者，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遭遇。马寅初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学校党委制的。他在1957年5月15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

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也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说，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学校实行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他们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发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有人说，从前肃反、三反时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但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么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就更大了。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会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我认为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我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在整风中表现是好的，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