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宣示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在《红旗》第四期陈伯达又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这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一篇讲演，他以期望的姿态披露：“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农业社的藕田和稻田，当听到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就凭这一句话，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在五亿农民的广大农村，立即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同年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报道：“截至本月底，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其中两万户以上的大社五十一个。毛泽东的气魄超过了秦皇汉武的封褝大典。但秦皇汉武祭告天地是空家伙，劳民伤财也仅是随御驾而行的仪仗扈从而已，顶多几百人。毛泽东封出个“人民公社好”来，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浪费逾千亿，死人几千万，二十年没缓过气来。此时，毛泽东的骄横专断到了顶峰。

关于第五条，等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在反右派中翻云覆雨，先是动员知识分子帮党整风，然后又以言定罪，把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说：“给知识分子也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号。”他说有两个剥削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地、富、反、坏、右，“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他们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从此中共在政策上把知识分子打入另册，无论是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还是没有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都属于阶级敌人，只不过是把没有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一样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出来。

关于第六条，改进对国营企业的领导，从物质生活上关心职工的问题。1958年10月4日至11月14日全国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要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办工业。195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不属于国务院系统，是毛泽东抛开国务院，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大跃进建立的结构）下发《关于企业党群领导干部停止领取奖金等问题的通知》，规定取消企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奖励制度，具体办法是：（1）现在还没有实行这种奖励的企业，不要实行；已经取消的，不要恢复；能够取消的取消；实在不能取消的，其季度奖励标准最高不能超过本人月工资的25%。（2）厂长、副厂长的奖金，自今年第二季度停发。各地企业党和群众组织的脱产干部的得奖办法也照此原则办理。从此开始了企业干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经济效益和企业领导、技术干部的经济利益脱钩的时期。工人奖金成拉平趋势，即不分干得好坏，年终时加半个月薪。对企业的要求，不讲质量，不讲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高速度，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速度问题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快是多快好省的核心环节。”1960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跃进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是辩证地统一》。社论说：“国民经济是在波浪式运动中不断发展的。我们的任务在于采取积极平衡的方针，不断调整比例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在高速度中前进。我们不应该采取消极平衡的方法，让速度来迁就某种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比例框框。”

关于第七条，发展经济建设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邓子恢主张制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积累部分为6%（其中公积金5%，公益金1%），将来生产发展了，最多不能超过13%（公积金10%，公益金3%）。毛泽东在1958年1月31日写的《关于工作方法六十九条》中认为：“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需要研究。”他推广一个省的经验，提出：“以1957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六四分( 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给社员，七成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

毛泽东又提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农家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收入和经营自留地收入占到农家收入的60%，70%）。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二比八（即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0%或80%）。”毛泽东心里知道，各级党委，政府干部没办法把合作社的产量提上去，却有办法把农民的个体经济收入减下来，他没有明说，实际上是要后者。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各地缩减农民的自留地，对副业生产作出种种限制，名之曰“割资本主义尾巴”。比例倒是变过来了，农民的收入大大地减少了，提供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原料也越来越少了。

1959年2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中说：“1958年入冬以来，市场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粮食全年库存比去年减少五十亿斤；油料库存比以往哪一年都紧，许多城市只能供应几天、十几天；有些副食品长期紧张；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市场上排队抢购的现象很多，有些商品的黑市价格高于国家牌价很多。”

关于第八条，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自由，实行双百政策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捧为一大贡献，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最大政治家和科学家不同。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发明的人，尽管他私德很坏，或犯了杀人抢劫的罪行，人可以判刑，但他在科技上的发明不能抹煞。政治家贵在言行一致。言行不一致，他的理论就是欺世盗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随着一场反右派斗争，把几十万爱国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随着文化大革命把几十万党内同志迫害致死，随着把自己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而变成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欺世盗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的，也变成了宣传口号，甚至是欺骗口号。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这一政策，发表言论，著书立说，招来灭门之祸。到文化大革命中，文字狱遍全国，十亿人民读一本书（《毛主席语录》），看八出戏（所谓“八个样板戏”），钳制言论，控制思想，超过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王朝。

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毛泽东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从以后的历史来看，确乎如此。他是既不要民主，也不要法制。1958年1月他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有四句话值得注意，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负责。”这时他已下定决心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了。外国学者说毛泽东因为大跃进失败才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这是不对的。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本人正处在志得意满的陶醉中。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最后，即第六十条说：“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适宜。……关于这个要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的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毛泽东主席主动提出不做下届共和国主席，一不是真心，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而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做国家主席，外交礼仪上讲对等，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他得到亲自机场欢迎，并陪同苏加诺乘敞蓬汽车穿过市区。苏加诺算什么？他认为这样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机场、车站欢迎任何客人，不论总统、国王、皇帝。在国内，共和国主席、国家元首、共和国主席是他的大副，他的身份就在国家元首之上。至于权力，他不但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急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大权独揽”就是这个意思。他要专做党的主席，因此进一步大造提高党权的舆论，强调第一书记挂帅，第一书记说了算，在中央则是主席说了算。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讲话：“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注：评剧《刘巧儿》有个马专员，正确处理了刘巧儿的婚姻问题，被誉为：“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主、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这一套。“文革期间，他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藐视法律的尊严，私自决定逮捕审讯国家主席刘少奇，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这在‌​‍‎现‎­​代‎­​‌国家历史上是骇人听闻的。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那是封建社会，没有宪法，没有议会，皇帝废立是皇族内部的事。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完全把自己置于太上皇的位置上，他的内心世界，根本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

关于第十条，反对个人崇拜问题。1958年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是在中国兴起新的个人崇拜的宣言。毛泽东先声夺人，说是谁要反对崇拜他，就是有让人崇拜自己的野心。他借用列宁的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个人独裁制造理论根据。

在成都会议上，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由于这个不寻常的表态，两个月后，即5月25日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个样板一立，带坏了整个党风，紧跟和吹捧毛泽东成了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都被抛弃了。在这种政治氛围包围之下，中共要犯全局性、历史性的大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09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4月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