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做总结发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应郭沫若的邀请,向科学界和文化界做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这一方针。他说:“我们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实行专政。但在人民内部,我们主张一定要有民主自由。这是一条政治路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全面主张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这种自由。”陆定一说:由于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态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第三,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地削弱了;第四,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正是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现在着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八大的决议指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6)关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说:“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国家工作中的紧迫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的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犯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证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必须严格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7)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以非凡的勇气谈了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敏感的问题,尽管他尽量不触犯毛泽东,但其后果不能不对毛泽东把自己置于中央集体领导之上的家长制作风发生制约作用。邓小平说:“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在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在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人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群众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停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期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在八大的党纲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是遵从毛泽东本人的意见。1954年12月5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通知中作了如下说明:“党章已经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指示停止使用‘毛泽东思想’的词语,并不是出于谦虚。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填补斯大林所遗留的世界共运领袖的位置。二战以后,斯大林在世界的名气比毛泽东大得多,但斯大林只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并没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思想’。各国共产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若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可能会成为毛泽东充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障碍,被认为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所谓‘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是指外国人的误解,这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语的历史背景。
以上十个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构成了中央领导集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政方针,可以说是一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他们在毛泽东过于性急和匆忙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企图稳定局面,建立秩序,立下章法,妥善解决三大改造的遗留问题,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建设国家。这十项大政策,有些是毛泽东提出别人加以发挥的,有些是别人提出毛泽东同意的。中共八大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召开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是毛泽东领导主持制订的。按照中共这些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也应该包括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之中。
八大选出中央委员九十七人,候补中委七十三人。9月28日举行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总书记 邓小平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董必武、林伯渠、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中央书记处书记 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 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选举中出现一个插曲是选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经查是毛泽东自己那一票未投自己,他投的是林彪,那别具一格的毛体字工作人员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小道消息在高层干部中流传。引起了许多猜想。林彪当然也听说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后,八届五中全会上增补林彪为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牢牢记住这是毛泽东力排众议的结果。在政治局常委议事时林彪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毛的坚定支持者。
历史最大的遗憾是毛泽东背离了他应该分享光荣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在八大以后的几年中,他逐渐地推翻了这十项大政策,用相反的十条取而代之,形成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
关于第一条,毛泽东认为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重新把阶级斗争提到首位。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田家英对毛泽东说:“看来八大对于矛盾的分析和方针任务的规定是不对的。毛泽东表示,确有问题,但八大的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现在不宜提,等以后相继提出。”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做结论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三中全会统一到毛泽东的新提法上,改变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决议。从此,阶级斗争被提到了首位,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推到次要、从属地位了。
关于第二条,国家统一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的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关于手工业和小商业要大社、小社、小组并存,允许个体户经营的问题。
1958年4月2日,根据毛泽东总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示说:“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市场商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时期,许多地区又自发地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其中从事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大约有七十万人,从事小商小贩的大约也有六七十万人。……他们的生产经营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其中一小部分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程度不同的违法行为,这就不仅妨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危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若干手工业、农业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社的巩固,在不同程度上副司令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思想意识。”(引者按:个体户便利群众,发展生产,收入多,引起了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羡慕,此之为“腐蚀”。)解决办法是:“高地应该抓紧目前全国整风这个有利时机,在这些残余的私营工业、个人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中间有领导地开展以法定资本主义道路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他们的生产经营,加以审查,区别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分别地有步骤地进行整顿、登记、改造、排挤、淘汰或取缔。”“对于需要转变的私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应作妥善地安排。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应当组织他们上山下乡,从事农业劳动。”对于“同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密切联系”因而不能取缔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实行控制其收入的政策。“(1)个体手工业者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稍低于当地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平均收入。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个体户,应当从原料、加工、订货、税收等方面适当地加以控制。某些有特殊技艺的人员的收入,可以高于一般社员的平均收入。(2)是、小商小贩全年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略低于当地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营业员的平均水工资。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应当在货源分配、税收、批零差价、代购代销手续费和盈余分配等方面加以控制。”这个文件一贯彻,私营工业和手工业、小商小贩一扫光,市场失去了残余的一点生机。
关于第三条,周恩来所坚持的经济建设要反对冒进,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问题,受到的打击最重,因为不批倒这一条,疯狂的大跃进就搞不起来。在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面针对周恩来,对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竟然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都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反冒进离右派还有五十米,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说周恩来总理反冒进离右派还有五十米,全党震骇。
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左”倾路线上来。
关于第四条,《农业生产合作示范章程》问题。
一哄而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问题成亟待整顿和巩固。刘少奇、周恩来、邓子恢等想在承认毛泽东“三个会议一部书”所造成的高潮的前提下把局面稳定下来,制订了《示范章程》,不仅交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还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打算约束一下毛泽东,不要率尔再出新招,农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毛泽东天马行空,眼空无物。人代会算什么!果然又出新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