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视为异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1948年8月31日至9月3日波党中央举行全会，解除了哥穆尔卡的总书记职务，后又将其逮捕监禁。斯大林逝世后，1954年12月哥穆尔卡出狱。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波党召开四中全会，决定恢复哥穆尔卡的党籍。10月17日波党政治局根据广大党员和波兰人民的要求，决定第一书记奥哈布让位，拥戴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10月19日，波党十届八中全会决定撤销罗科索夫斯基波军总司令和波党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罗科索夫斯基是波兰人，入了苏联国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被斯大林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罗氏被安排在波兰位居要津，露骨地表明了苏共控制波兰的意图。赫鲁晓夫怀疑哥穆尔卡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于波党八中全会的当天，率领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刚诺维奇和华约总司令科涅夫元帅，乘飞机抵华沙。在空中盘旋两个小时，机场才开放准予降落。与此同时，科涅夫调动驻波的苏军坦克部队向华沙开动，下令苏海军舰队驶入波兰领海，向波党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行了干预。毛泽东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到丰泽园，他穿着睡袍出场宣布：“如果对波兰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尤金大使紧张地出汗，连说“是，是。”回到大使馆就给苏联外交部发了电报，赫鲁晓夫只好让步，与哥穆尔卡进行了会谈。赫鲁晓夫强调：“波党政治局如果没有罗科索夫斯基，等于向全世界宣布取消苏波友谊。”哥穆尔卡说：“我们声明，对国内形势作出评价的只有我们，也只能是我们，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感觉到人民的情绪。”赫鲁晓夫碰了钉子，悄悄地撤回部队，于10月20日回国。波党中央选举时，一致推选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落选，未能进入政治局。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在十三个兄弟党会议上，哥穆尔卡坚决反对“以苏联为首”，而对毛泽东有特殊友好的感情。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应哥穆尔卡的邀请，到他的别墅去做客。二人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哥穆尔卡最后被说服了，他说：“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帮了苏联和赫鲁晓夫的大忙，把“以苏联为首”的问题定了下来，并写进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文字上是这样表达的：“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共产党没有签字。南共领袖铁托没来参加会议，派第二号人物卡德尔前来考察动态。所以发表宣言时签字的是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毛泽东根本没有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他不出来争帅旗，主要是中国力量太弱，他有这个自知之明，就像他劝哥穆尔卡时所说：“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但他认为就个人的才能和禀赋来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军‍‌‎­事­‌‌​、政治经验，赫鲁晓夫是无法和他相比的。有一次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用餐，席间闲谈时说：“毛泽东同志，你大概看过有关苏德战争的影片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打仗，卫国战争的胜利跟他没有关系，他的那些干涉只是使我军遭受一次次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专心致志地夹菜吃饭，咽下一口食物，抬起眼皮对赫鲁晓夫说；“我愿意和你们哲学界真正有学问的名流交谈。”赫鲁晓夫竟然没有听出弦外之音来，接茬说：“这好办，我们负责安排。”

细心的读者会看出来，毛泽东在14日会议上提出“以苏联为首”。对这个“首”，他是下了明确定义的，这就是：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原来，为首等同于“召集人”，不是任何政治上、‎­‍‍军‍‌‎­事­‌‌​上或思想上的领导作用。毛泽东心里的算盘是：会议由苏共召集，其人格化的表现即赫鲁晓夫召集；主意由中共拿，其人格化的表现就是毛泽东拿。社会主义阵营一旦有事，你召集会议，我来拿主意。在中国国力没有赶上和超过苏联以前，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争取的就是这样一个名义上的二把手，实际上的一把手地位。所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有所让步，有所坚持。“为首”问题他主动让一步，在“和平过渡”问题上毛泽东局限于自己暴力革命的经验，无视西欧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在和平改良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列宁教训第二国际的咄咄逼人的姿态，挑起了争端。

在起草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宣言时，苏共提出的草案沿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只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把“和平过渡解释为“在议会中争取多数，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人民政权的工具。”毛泽东认为和平过渡在历史上没有先例（毛泽东孤陋寡闻，他不知道和平过渡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观点，瑞典模式是和平过渡的样板，瑞典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即通过选举参加联合政府，1920年开始单独执政，并连续四十四年保持了执政的的地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果争论，做了两处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二是争取议会多数的同时，还要展开议会外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对势力的反抗。这一场斗争，毛泽东在幕后领导，是由邓小平出面和苏斯洛夫折冲交锋的。苏方妥协做了修改，毛泽东寸步不让，又指示写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实际是批判了苏联的观点，作为备忘录，交苏共中央存案。

11月16日至19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18日会议上发言。因为各党代表团全体出席，格奥尔基大厅有几百人，发言者都是登上舞台站立着面向群众讲话。毛泽东却坚持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即席讲话。赫鲁晓夫认为这又是一件不尊重会议主席、不尊重与会者的很出格的事情，但他无可奈何。开头毛泽东解释了几句，说他前几年患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两年好一些，但站立讲话有些不方便。这完全是一种托词。就在这年夏天，他还在中南海游泳，怎么会不能登台发言呢？他要在这些小地方，显示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主持会议的赫鲁晓夫自然不敢勉强毛泽东，任他坐而论道。于是，毛泽东口似悬河，开始了他的哲学漫谈，毛泽东讲话不愿意念稿子，尤其不愿意念秘书班子写的稿子，他愿意周密地思考之后，讲自己想讲的话。他是个思想深刻、语言锋利的政治家，他的漫谈有征服人的魅力。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说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

赫鲁晓夫通过翻译琢磨毛泽东谈话的含义。这不是说我赫鲁晓夫犯了错误或可能犯什么错误呢，需要他毛泽东帮助呢？再往下听，还有更厉害的，只听毛说：

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的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9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8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7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6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10%、20%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几个人谈判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要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赫鲁晓夫越听越嘀咕。你毛泽东把在这个大厅开会的共产党人，分成了各种成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你毛泽东是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赫鲁晓夫是什么成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呢？是90%还是80%，还是成色更低些呢？如果是测量金子纯度的话，那么，谁是拿着试金石的金匠呢？看来毛泽东把自己看作是金匠，他要对各国共产党领袖，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杂质，作出评定。你毛泽东提议“以苏联为首”，一个成色不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当“首”呢？赫鲁晓夫自愧弗如。比如关于纸老虎的论断，毛泽东说：

1946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时谈到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号称强大的反对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在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候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可不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

毛泽东这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解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解说战略和战斗、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使那些理论修养不足的领导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外国人不会讲“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感受。许多第三世界的党的领导人，把毛泽东当作当代的列宁。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毛泽东作了一个夸张地、极端地估计：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要设想一下，如果要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说是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说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