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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完整的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话原是无懈可击的。已经感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盟主地位受到挑战的赫鲁晓夫，会后在与人交谈中多次攻击毛泽东“好战”，“要把世界上的人口消灭一半”，讥笑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由于语言、思维方式和文化素养的不同，也有些领导人没有完整地理解毛泽东讲话的意思，抓住几个片断，几个论点，觉得毛的东方式哲学不好理解。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毛的讲话，反对的、摇头的都有，但多数人是尊崇的。

毛泽东最后说：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们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至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至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没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是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注：英共主席）高兰（注：英共总书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英国现在年产二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钢，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散会时，毛泽东起立，大家才起立。但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站在那里不动，让毛泽东先走。毛泽东礼让赫鲁晓夫先走，赫鲁晓夫看到与会者对毛泽东的敬重，身不由己地后撤一步，坚持让毛泽东先走。毛泽东以个人传奇般的经历，以泱泱大国的领袖地位，以渊博的学识，以无与伦比的领袖风度，成了这次共产会盟的中心。赫鲁晓夫对此是不能忍受的。宣言上“以苏联为首”，会场上以毛泽东为中心，共产主义阵营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毛泽东怀着踌躇满志的心情回到了北京。这次共产主义世界群英会他独领风骚，使赫鲁晓夫相形见绌。他感到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非毛润之莫属。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使他感到力不从心。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在莫斯科得到的印象，亚非拉美的共产党，有他的崇拜者，他们觉得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比马恩列斯那些宏篇巨著更适用，更解决问题。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但他又想到，光有理论指导。没点武器物资的援助行吗？看来按照常规走路发展经济是不行了，得想个办法。于是他想出了发展经济的新路子，这就是“大跃进”。毛泽东在莫斯科亲自审定《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于1957年11月13日发表。在这篇社论中不指名批评周恩来“害了右倾保守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提出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后来的中苏论战，不是苏联欺负了中国，不是赫鲁晓夫欺负了毛泽东，是毛泽东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主地位蓄意挑起来的。赫鲁晓夫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一反斯大林在世时那种居高临下、颐气指使的姿态，谨慎、谦和，甚至有些低首下心。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分特权，坚持要中国接受不平等的合营公司等等，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在发展核武器和­‎‌‌‎军‍‌­事­‎工业方面派遣专家提供技术。两党两国关系中出现任何问题，通常都采取了个人协商的态度，扑扑风尘，来中国会晤毛泽东，沟通解决。共产会盟八个月以后，中苏蜜月就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竟然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在自己的私人游泳池与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被接来时，只见毛泽东穿着游泳裤，披一件毛巾浴衣，悠闲地吸着烟，像罗马国王召见从属国使臣一样。这与去年冬天共产会盟时，赫鲁晓夫给予泽东的破格礼和尊重有天壤之别。这种故意激怒和挑衅的做法，就是要恶化中苏关系，并且逼着对方先翻脸。赫鲁晓夫于八月三日离开北京回莫斯科。在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汇报中国之行时，他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都不理解我们的盟友：一个我已经觉察到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人。”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藉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取消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合同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举极大地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苏破裂成了不可挽回的事情。

毛泽东要仿效列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第二国际决裂，另立山头，组织第三国际的做法，把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搞臭，使自己和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他高扬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开始了与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争夺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

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后，苏联的外交和内政开始了重大调整，赫鲁晓夫在外交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避免局部战争和世界大战；在内政上提出了建立“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淡化国家政权的专政色彩和党的阶级色彩。毛泽东把苏联的这一政策转变概括为“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

那时候，在中共党内，悄悄地、半公开地制造一种舆论：革命中心转移论。据说十九世纪世界革命中心在德国，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俄国，这以十月革命为标志，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成为世界革命的指挥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革命中心在从俄国向中国转移，“三和两全”的路线标志着苏联的变修，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扑扑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使这种转移得以完成。

1960年是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在毛泽东的导演下，中国比苏联更热烈地纪念起列宁来。1960年4月连发三篇重头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和《列宁主义万岁》。拉开了全面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序幕。

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的来信。4月3日，毛泽东带病在丰泽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与苏共翻脸。4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从此，两党争论就在全国和全世界公开化了。6月17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把中苏大论战推向了新的‎‍​​高​​‌‍潮‎‍。

尽管中国共产党反修高调义薄云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却十分孤立，各兄弟党谁也不愿意为了给毛泽东捧场与苏联闹翻。只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因与苏联有过节发出几声微弱喝彩。为此，毛泽东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明灯”

为了维持阿尔巴尼亚这盏明灯不灭，据前中联部部长耿飙透露：1964年—1970年中国给了阿尔巴尼亚无偿援助九十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亿。等于给阿国二百万人口发了一个四千元的红包。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中说，1962年他来中国要求粮食援助，先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李强说中国有困难；后来找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才解决了问题。怎么解决的呢？中国向加拿大购买了一批小麦，几艘装满小麦的中国货轮正在太平洋驶往中国的途中。北京一道命令，货轮改变航向，掉头驶向地中海，绰绰有余地满足了霍查的要求。毛泽东常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为了听霍查的一声鸡叫，几百万吨粮食就这样撒出去了。而这时的中国，大跃进成了大跃退，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

毛泽东与苏联叫板，在亚洲竟没有一个支持者，这使毛泽东感到难堪。他想到了越南，想到了胡志明，1950年至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十一万六千多支（挺），火炮四百二十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讯器材和工兵器材等，1956年，中国刚刚定型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在中国军队尚未装备的情况下，优先援助越南五万支。1969年，生产了重型舟桥。也首先援助越南。从1953年至1963年，中国还为越南组建六个高炮营、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歼击机团，补充了轻武器、汽车和通讯、工程及观测器材等武器装备。为了在越南南方开展游击战争，中国又援助越南九万支（挺）步、机枪。这份战斗情谊胡志明不应该忘记。为了叫越共和胡志明响应他那封回答苏共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他派邓小平带着文稿和向越南提供二百亿元人民币的承诺去了河内。这二百亿在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1963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当年财政收入的60%。胡志明还是不愿意得罪老大哥，他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怎么办？”这次没有买动越共，毛泽东认为中苏斗争是长期的，继续在胡志明身上下功夫。毛泽东亲口告诉胡志明“我们是一家子，要让给人，要物给物，要多少给多少。”

越南提出缺少救治伤员的血浆时，毛泽东批示：“人命关天，拟援助二百万毫升。”周恩来总理责成卫生部、铁道部迅即落实实施。经卫生部、铁道部及越南驻中国大使馆三方协调，最后决定，在与云南河口接壤的老街市办理这批特殊援助物资的交接手续。则可以以水运方式把援助物资送往河内。铁道部反复论证，决定把这批特殊援助物资的始发站定在杭州。届时将装载援助物资的代号为“663”的车厢挂在上海开往昆明的79次特快列车上，直接运往昆明。然后运往河口中越边境政府。这不像小麦可以进口转送，这是从大饥荒之后的幸存者身上一管一管地抽出来的。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接待了胡志明。一见面，胡志明掏出一张在越南北方修建公路的草图，要求中国帮助修筑。毛泽东一口答应下来。越南北方十二条主要公路，中国援建的七条。八万工兵带着机械油料干了三年，吃中国的饭，给越南干活，那真是无私援助。为了在北部湾海上对敌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还轻率点头把隶属海南岛的白龙尾岛“交给越南北方使用”。该岛居住着二千名中国人。周围海域有一大片资源丰富的油气田。至今年深日久，白龙岛的主权归属产生了歧义。（见香港《开放》杂志1996年11月号）就是这样，“同志加兄弟”的友谊也没有维持住，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黎笋立即倒向了苏联。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不死，反而认为这是转移人民视线、摆脱个人困境的出路。1961年后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十三亿七千万元，连同前三年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二十三亿六千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为十八亿七千万元，援助非洲国家部分为五亿元。他所期望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一个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并没有形成，他连个世界革命领袖的虚名都没买到。这些受惠国只承认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坐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名为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二十公里处，自南向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在中朝蜜月期，朝鲜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什么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祥地，希望中国人党能理解朝鲜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毛泽东大手一挥就把天池切了一半（一说53%）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捎带送了出去。朝鲜立即将白头峰改名“将军峰”。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的红卫兵在中朝边界上架起高音喇叭高呼“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时，金日成下令砸了志愿军烈士陵园，也在边境上架起高音喇叭，高呼“金日成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为了当世界革命领袖，毛泽东干了多少蠢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