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五十米。”在众多高级干部面前，与周恩来摊牌。与会者得到的暗示是柯庆施可能要取代周恩来出任总理。

周恩来顾全大局，1月19日晚上作了检讨，承认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2月18日，陈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时，毛泽东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加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加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加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与闻，事后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是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这等于说周恩来要夺他的权。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

到成都会议（3月9日至26日）上，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还大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话的说法当然有毛泽东的风格：

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把我画得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共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相结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好。

按实际身高，斯大林比毛泽东略矮些。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在条约上签字，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一大批中苏高级官员在条案后站成一排，摄影师拍照，待要按快门时，斯大林机警地向前迈了半步，这样照出像来，毛泽东和斯大林不相上下。中国画家是根据这个画的，两位领导人的身高谁也没有去量过。中共长期以来的宣传是马恩列斯毛，把毛列在第五位，毛泽东则多次公开讲话，要求不要把他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如今斯大林去世了，毛泽东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新的信息，借批评那位画家，批评党内同志不敢把他捧上斯大林那样高或比斯大林还要高的政治地位。谁要是反对个人崇拜，轻则是屈服赫鲁晓夫的压力，重则是“要求崇拜自己”。

柯庆施扮演新一轮个人崇拜的头羊，他竟然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其他人也跟着吹捧毛泽东，新一轮个人崇拜开始升温。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九百七十九人，列席代表三百八十九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省辖市的省委书记、大企业的党委书记。这次会议，正式宣告大跃进开始。

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基调，报告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报告正式向全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周恩来当然知道，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公开检讨，等于公开宣布取消自己的作为国家总理领导经济建设的资格。为准备这次检讨，他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在中央领袖集团中，周恩来是极少数的几个和毛泽东共事到底得到善终的人。他太了解毛泽东的为人了。他知道进入北京以后，与毛泽东作为同志和战友的关系已经结束，而开始了一种君臣关系。令由毛出，事由周办。虽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伴君如伴虎，随时可能被虎伤害，他得慎之又慎。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眼看整个国民经济像野马一样狂奔，凶险是可以预计的，作为总理，应痛切陈词，说服毛泽东，但好心不一定被理解，自己很可能成为一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的代表，毛泽东已经说“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并几次讲到准备党的分裂，就是表示一意孤行到底的决心。这条路是不能走的。一条是辞去总理职务，不做违心检讨，让历史证明谁是谁非。这样做等于和毛泽东摊牌。毛已经有了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能量，党内希图通过拥毛捧毛得宠高升的人大有人在。这样做，自己错了要被打倒；如果对了更要被打倒。最后一条路就是违心检讨，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紧跟毛泽东，保持路线、政策的一致。将来出了乱子，我再出来承担责任，收拾局面，把毛泽东放在永远正确的第二线。周恩来的思路定在第三条上。他把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总理兼职秘书范若愚找来，夜阑人静之后，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说得很慢，有时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中间陈云来了一次电话，二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打完电话，周恩来说得更慢了，足见其内心的矛盾冲突何等激烈。

检讨稿写出来后，周恩来又细细推敲修改，然后打印清楚，送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过了几天。稿子退回来了。毛泽东把一些过重的话删掉了，有些话改轻了，把问题的性质限制在认识的范畴以内，好像毛泽东并无撤换总理的打算。周恩来理解，毛泽东这次逼他检讨类似七届四中全会让刘少奇做检讨一样，毛认为这对于巩固他的领袖地位是绝对必要的。只要刘、周挂不起帅来反对他，全党都只能跟着走。对，一块儿对；错，一块儿错。

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下，周恩来走上怀仁堂的讲台、他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中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正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建设社会主义，包含着目标和方法两方面的问题。也不要社会主义，是关于目标的问题。这样建设和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前者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后者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矛盾。毛泽东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地方法，也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化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扩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底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就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最后讲话，坚定地肯定了1956年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前进和发展是总的趋势，指出必须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不要“促退会”。不久，党中央又根据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在全国展开了增产节约的运动。这样，才扭转了形势，使1957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但是，尽管如此，如果那最近三年生产和建设的速度作一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反“冒进”的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我国1957年建设事业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个事实，正是说明了两种方法造成的两种结果。大跃进从正面教育了我们，诚如少奇同志所说的，“正是由于这种反复，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正确性，就看得更清楚了。”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了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会”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从整风和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错误。

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方针。

周恩来这个检讨发言，听起来真诚、朴实、自然，定性准确、分寸适度，上纲恰当。最后他说：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或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恩来把毛泽东定格为“真理的代表”，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大大强化了毛泽东的专横独断的地位，赢得了毛泽东的欢心，检讨过了关。

随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