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作了检讨发言。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1958年5月25日召开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名，林彪晋升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党内盛传柯庆施将出任国务院总理、知趣的周恩来向毛泽东上了辞呈，彭德怀与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周彭的请辞报告。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直对周进行挽留，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由于周恩来检讨得“好”，毛泽东尊重常委多数的意见，没有撤销周恩来的总理职务。但他深知周恩来是个讲“良心”的人，依靠一个讲良心的总理是不能完成大跃进的历史任务的。据胡乔木回忆：

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质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

周恩来为什么这么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是管家人，知道1955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7%，基本建设却要翻一番，增加100%，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周恩来说服了刘少奇和政治局的多数，把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二百亿元减少到一百四十亿元。这才勉强把日子过下来，没出大乱子。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确认了反冒进的方针，周恩来把基建投资预算从二百四十三亿元削减到一百一十一亿元，减幅为54%，这才使1957年成为建国以来少有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年。

有这样务实能干的“贤相”本是毛泽东之福，但毛却认为周恩来妨碍了他。这时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以便手里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来，支援世界革命，使自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他要亲自挂帅到第一线来领导工农业生产，组织和指挥大跃进。既不能搞大动作撤换周恩来，他搞了许多小动作把周恩来架空。毛泽东提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谭震林任副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0日，专门发了一个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毛泽东在文件中明确规定：

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一同有检查之权。

毛泽东写完这段话，又写一批办笺：“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阅，小平办。”毛改变了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把周恩来排在了彭真后面。彭真不是常委，协助邓小平管书记处，是个没有名分的副总书记。这个名单排列表明，周恩来降格了。

这样一来，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周恩来成了影子总理，只做一些迎来送往跑龙套的事情，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毛泽东亲临第一线，直接指挥那五个小组，组成了“政治设计院”，自兼“院长”，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果然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只要他一句话，各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就闻风而动干起来。这就是大跃进的领导体制和指挥班子。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九条发明了“生产计划两个两本账”的跃进工作法。“中央两本账，一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地方”当然是指省市自治区一级，地、县、乡三级怎么办呢？按照这个模式来套，计划就浮夸得没有边了。

对于两本账工作法，中央财政部党组1958年5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是这样理解和贯彻执行的：“这种方法，就是先定第一本账，组织一次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突破第一本账的收支标准，打破第一次平衡，编制第二本账，组织第二次平衡。这种计划的方法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提出来的，它是我国计划上的一次革命。”所谓“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组织第二次平衡”，实际上是不顾财力、物力的条件，留下很大的缺口，硬干、硬上，干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两本账工作法是给浮夸、虚报、造假披上计划革命的外衣，使高级干部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吹牛撒谎。

根据两本账工作法，毛泽东亲自挂帅的“政治设计院”运作起来了。

六月中旬，李富春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要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钢产量，周恩来2月18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是达到一千六百万吨，如今李富春提出的指标是六千万吨，翻了四倍。他还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打开眼界。”

6月16日，李先念送上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财政收支的预算。第二个五年的财政收入，初步框算为四千亿元，每年平均递增33.8%。支出初步框算，为四千三百四十亿元。与收入差三百四十亿元，可以在动用预算外收入和仔细核算过程中解决。支出中，基建投资为三千零五十亿元，占全部支出的70%以上。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

6月17日，薄一波向毛泽东送上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说1958年的国民经济，从上半年看全年，第二本账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这就使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三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对1959年的工业生产，估算工业总产值将比上年增长60～70%，钢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毛泽东阅后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二至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农业部也不敢落后，六月中旬送上报告，说“二五”期间农业方面的第二本账是：1962年粮食产量八千五百亿斤，按七亿人口计，每人一千二百斤，粮食作物总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棉花产量八千万担，平均每人十一点五斤，棉花单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大家畜计划发展到一点五亿头，猪五亿头到七亿头，羊二点三到三亿只。居然把第二本账毫无根据的空想当成了马上就要实现的现实。

1957年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时制定的1958年经济计划，其主要经济指标是：

钢：六百二十四点八万吨

粮食：三千九百二十亿斤

棉花：三千五百万担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靠边站，毛泽东亲临第一线主持党政合一的“政治设计院”，经过两本账的戏法，制定了1958年的跃进指标：

钢：一千○七○万吨

粮食：六○○○——七○○○亿斤

棉花：七○○○万担

钢产量1957年是五百三十五万吨，1958年指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恰好是翻了一番。

从决策翻一番的经过可以看出，毛泽东治国真如同小孩做游戏。据陈云回忆：“6月19日晚上开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注：冶金部部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日才决定搞一千一。”最后敲定1958年钢产量的这次会议，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王鹤寿关于钢产量的一些报告，也是绕过周恩来，直送毛泽东或经刘少奇转。

追踪这个热昏的决策，又追到了那个正在为当总理创造业绩的柯庆施。他是上海第一书记，还是华东协作区主任。据他在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华东五市（注：福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钢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八百万吨。”柯庆施送来的“好”消息成了毛泽东的第三本账，既然华东可以搞到八百万吨，其他地方还不能搞三百万吨吗？！翻一番的指标是毛泽东的第四本账了。我们可以说，柯庆施误导了毛泽东，但是，难道不正是毛泽东误导了柯庆施吗？

封建王朝留下的谚语是：吴王好剑术，百姓多疮瘢；吴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好什么呢？他好的是高速度、大跃进、一年赶上英国。下边的各级干部在升官的巨大‍‌‎​‌诱‎‎‌​‍惑​­‎‍​和保官的巨大压力下，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去创造奇迹，实在创造不出来，也得把奇迹编造出来，既然不能说办不到，就只好不讲“良心”说谎造假。

不整人无以立威，不提人没有干将。也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和紧接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李富春等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等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地方主管柯庆施、王任重、陶铸、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等捷报频传；中央部门中李富春、谭震林、罗瑞卿（庐山会议后，他荣升总参谋长）也相当积极。

为了把右倾保守（即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打下去，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和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告诉大家要从组织上准备和调整大跃进的各级领导班子。毛泽东点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作宾，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等，这些人都受到了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对省、地两级班子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打击有不同看法的人，提拔信用支持者，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压力与动力的支持下步步走向‎​‌‎‌高‍‌­‎‌潮​­​的。

地方大员中迎合上意吹牛撒谎最不讲良心的要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村发展纲要》。规定黄河以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一百五十斤到1967年提高到四百斤；黄河以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二百零八斤到1967年提高到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四百斤提高到1967年的八百斤。这就是所谓的四、五、八计划。这个计划并不离谱，如果在十二年内扎扎实实地去完成，粮食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一倍半以上，已经算是跃进了。河南地处中原，三种情况都有。吴芝圃在成都会议上说：河南一年之内就能实现四、五、八，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被毛泽东封为大跃进的先进典型，3月20日，毛泽东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在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农业纲要的重要一条是水利化。吴芝圃把河南水浇地面积虚报了二点四倍，也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说：“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四千八百万亩、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吴芝圃本是河南省省长，把讲良心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提出的农业发展计划打成“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在5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点了潘复生的名，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的支持下，揪出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全省抓出“小潘复生”二十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十八人。提了一批以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为代表的没良心的“左派”，形成了河南大跃进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