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也可以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人民公社的组织成分：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

在8月3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有七十万个公社，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最好。河南提出二千五万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离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人要三年。决议上有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鼓动私人盖房子，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把嵖岈山卫星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第七期（9月1日出版）全文发表了。毛泽东肯定过的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就像受了“皇封”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嵖岈山的共产经验一推广，共产风在中国广大农村就像十级台风一样，以不可阻挡之势刮开了。

《简章》第四条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併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为公社负责偿还。”这就是将穷队和富队拉平。后来毛泽东批评“共产风”，盖源于这个章程。

第五条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应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但可以留下少量的家禽和家畜，仍归个人所有。社员私有的牲畜和林木转为公社所有，应该折价为本人投资。”

第十三条规定：“盈亏由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第十五条规定：“实行粮食供给制。”

第十七条规定：“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一生产队为单位建立。”

第二十条规定：“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

这个《简章》的要害是剥夺了农民的一切：土地、房产、对农业社的投资、牲畜、林木等等。得到的就是一个：不分‍‎­男‎​­‎女‍‎老幼都到食堂吃饭，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

实行公社化，有决议，有样板，有章程，到9月30日，北戴河会议后的一个月，即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运动简报》第四期宣布：

截至本月底，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前后仅一个多月。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十个省、区有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四个省、区（浙江、贵州、宁夏、新疆）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省计划在十月底完成。

毛泽东对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准备是不够的，他也缺少领导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那时中共正在批判教条主义。林彪带头，贬低马克思主义，说毛泽东在各方面都超过了马克思，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道，叫做“洞察一切”。公平地说，毛泽东在有些领域，例如‌​‍‌‍军‍‎事‌‍‎­领域，确实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是不懂打仗，不会打仗的；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只有皮毛的知识，但他不谦虚了，也飘飘然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经济领域搞“领袖意识那是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当然，马克思的知识有他的局限性，但至少在公社问题上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公社形式。形式最简单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土地的产品分配给公社社员，而每个家庭则从事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副业。除了这些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一个记帐员，登记农业帐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情；一个官吏，捕缉罪犯，保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护送到另一个村庄，一个边防人员，守卫公社边界防止邻近公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司理宗教仪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家的资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间；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农具；一个陶工，为全村制造器皿；一个理发师，一个洗衣匠，一个银匠，有时可以看到一个诗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银匠，在另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员。这十几个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负担。如果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的公社，公社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分工，因为对木匠、铁匠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调节公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资本论》第一卷第395-396页）

在十八世纪的印度存在着这种公社，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公社何其相似乃尔！也是共同耕种土地，也是政社合一，也是工农兵学商都有，只要把“首领”换成“党委书记”，把管理治安的“官吏”换成“公社武装部长”，全套管理机构可以原封不动地运转。毛泽东在创立公社体制的时候，成天沉沦于《张鲁传》和《大同书》，没有去翻一翻《资本论》，他才有勇气把自己创立的公社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新发展推倒历史前台，贻笑天下而不自知；如果他知道马克思分析过的印度公社是不能产生大生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在经济史上被淘汰、瓦解、消亡的，他也许会慎重一些，不会急于下“人民公社好”的圣旨，向全国推而广之了。

在北戴河海滨的毛泽东丝毫没有意识到他闯下了滔天大祸，对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这从他请张治中一起到南方视察一事可以看出来。

1958年8月末的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的北戴河别墅吃饭、看电影。席间，毛泽东说：“文白先生，我想到外地视察，你可愿同行？”张治中说：“能够有这样难得的机会，那太好了。”于是，一言为定，相约先回北京，一起南下视察。在国民党营垒时，张治中多次陪同蒋介石外出视察。毛泽东不邀别人，单邀张治中，显然是想让张治中看看他治国安邦的手段和魄力。

9月10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和张治中分别坐两架专机由北京飞武汉，十一点四十到达，在东湖宾馆下榻。

住下后，毛泽东对负责照顾他生活的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交待；“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我党老同志，一大代表、他比我大六岁，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此人如来看我，随时可见，你们不要挡驾。”

毛泽东急于会晤故人，是由于听够了属下的阿谀奉承之词，想从故人中听到对他发动大跃进、使国家一日千里地进步的赞颂。没想到这次与李达见面大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事情缘起是8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刘西瑞（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干部）的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在文章中说：“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上再一次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

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之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湖北鄂城县政府大门口贴出两条标语，一条是“宁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一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两条标语被搞社会调查的武汉大学学生发现并写进了调查报告里，送给李达校长看。李达认为第一条是表示决心，害处不大；第二条是唯心主义，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条件的，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为害不浅。决定立即去见老友毛润之。

这天，毛泽东正在会见古巴领袖卡斯特罗，谈论游击战问题，陈毅陪同在座。李达在梅白陪同下来到东湖甲舍，稍候一会儿，毛泽东送别卡斯特罗，立即传见李达。

“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真是故人见面，李达一句客套话没有，逼毛泽东对这个口号表态。

机智善变的高手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这口号有两重性。”然后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就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

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旁征博引：“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对打断他的话有些不悦。

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梅白见李达慷慨激昂，到主席多有冒犯，就用自己的腿悄悄地碰了一下李达的腿，示意他适可而止。

毛泽东看见了，冲着这位秘书长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你脑子发热，达到三十九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这是自大跃进以来，毛泽东听到的唯一几句忠言。

“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毛泽东的意思是，你敢这样跟我讲话，实在是热昏了头。

卫士长李银桥要安排吃完饭，想缓和一下气氛。李达在气头上，表示告辞。毛泽东说：“小梅，你送李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

李达在梅白的陪同下上了汽车，在车中，“My Dear Xiao Mei（注：我亲爱的小梅），毛主席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和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问题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的弄清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梅白回到东湖宾馆，毛泽东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和李达干起来。”停了一下，毛泽东又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梅白听伟大领袖在他这样一个晚辈、一个下级干部面前说这番话，很受感动，趁机把李达在车上说的那些话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很动感情。他叫梅白教他英语中“我亲爱的鹤鸣兄”怎么发音。然后说：“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只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