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你先告诉李达同志，改日我们再谈，感激他的帮助。”

梅白如实向李达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李达说：“还是润之气量大。”

李达这一番谏言，使毛泽东清醒了许多；还没有完全清醒。他的“左”倾冒进思想支配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左”倾冒进情绪又反转来影响了毛泽东。中国这艘大跃进航船体积太大，一旦起锚发动，无法减速掉头了。他还心存侥幸，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固然是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亩产几千几万斤麦稻可能有浮夸，但1958年的大丰收应是无疑的，粮食过了关应是无疑的；看了那么多地方，难道都是假的？！他无法想像全党各级干部都会欺骗他，他无法想像这是一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闹剧。

毛泽东有些悲凉，但还得撑着。九月中旬，他在王任重、张治中等人陪同下视察了武汉钢铁公司和武汉大学之后，离开湖北前往安徽。

张治中被请到毛泽东专列上述话，见毛泽东书案上放着一本《冶金学》，就说：“您也钻研科技方面的书？”

毛泽东莞尔一笑：“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张治中是见过世面的政治家，谦恭有礼地说：“主席日理万机，建议您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的问题；不要以个人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

前面有了李达的犯颜直谏，毛泽东心态平和了许多，顾左右而言他。

书案上放的另一本书是《三国志》，书翻开，毛泽东正在读《吕蒙传》。话就从吕蒙说起。在座的除张治中外，还有毛泽东每次出巡都随行保驾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打败关羽就是这个吕蒙。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以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

车到安徽合肥，第一书记曾希圣前来接驾。毛泽东在曾希圣陪同下视察了舒荣人民公社。当听到社干部介绍他们已经做到“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满意地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一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毛泽东又视察了江苏、上海，与9月29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出身农民，搞农民运动起家，一生以解放农民为己任，说他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存心跟农民过不去，要制造全国大饥馑，这绝对不符合事实，其初始（！）动机绝对是好的。毛泽东犯错误主要是因为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是“理性的过度自责”（哈耶克语）。他当了半辈子“人民的大救星”，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深信只有他给农民指出的道路才是金光大道，他带领农民走的道路能让农民得到万年幸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

1958年11月19日，毛泽东真的发愁粮食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找不到出路，批准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决定将粮食播种面积由十九亿亩减少至十五亿亩。（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42页）各省执行的结果实际减少一万七千三百八十六万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30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

两天以后，即11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

过渡到共产主义，你们看如何？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因为革命从马克思开始没有成功，列宁完成了十月革命，他们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还没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者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渡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些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可是一定要让他先过。

今日我们读毛泽东的这一番话，仍可感觉到他当时的那份自信，那份陶醉，那份超越马克思、超越列宁，开辟共产主义新纪元的成就感。

13 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游泳池里轻言1958年钢铁翻一番，使整个国民经济乱了套。1957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三十五万吨，翻一番就是一千零七十万吨。8月中旬北戴河会议最后决策此事时，钢产量指标才完成了四百五十万吨，剩下四个半月时间要完成六百二十万吨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作出翻一番的决定等于打造了一个紧箍咒套在了自己头上。一生谨慎，向来做事留有余地的毛泽东，被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太相信自己的领袖意志了，只要他下决心，挥巨手，全国人民赴汤蹈火去干，没有办不成的事。

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钢铁翻一番下了死命令。他说：

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

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党有头，债有主。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以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实现不了，我要做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完不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

笔者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传出的记录稿，没有看到原始记录，但精神是不会错的。令笔者惊诧的是毛泽东似不应荒唐到下令拆铁路去炼钢，以凑数完成翻一番的任务，这是建设呢？还是破坏呢？但记录稿上就是这么写的。他对自己说过的话看得极重，实际是暗示中央和省的领导人，铁腕政策，强迫命令，不惜代价，把铁轨回炉，也要完成翻一番的任务。

北戴河会议上对大炼钢铁执行不力者内定了六条纪律：警告；记过；撤职留用；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辽宁省委、鞍山市委认为鞍钢生产进度上不去，是鞍钢有“右倾保守”思想作怪，在鞍钢大搞“拔白旗”运动，炼铁厂厂长蔡博就在运动中被拔了白旗，受到错误批判与处理。

8月25日至31日，在北戴河专门召开了各省工业书记会议。“中央钢铁的头”、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向各省下达了钢铁生产指标。全国在本年度后四个月，九月要生产二百万吨铁，一百二十万吨钢；十月要完成二百八十万吨铁，一百六十万吨钢；十一月要完成三十二万吨铁，二百万吨钢；十二月要完成三百五十万吨铁，二百二十万吨钢。总计在1958年9—12月，要完成一千一百五十万吨铁，七百万吨钢。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戴河会议公报，用的是通栏大字标题：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按照今年二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六百二十万吨，比去年增加八十五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八百至八百五十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为了保证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了指挥系统：“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星期检查一次生产的进度，采取最有效的方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

全国人大决议正式通过的钢产量指标按法规来讲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共产党的政治局无权推翻或撤销全国人大决议。要改变这个数字需经以下程序：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提交国务院认可，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新的议案，全国人大有接受或否决的权力。如果全国人大有权否决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指标，不仅避免了一个劳民伤财的大折腾，也使毛泽东悬崖勒马，避免一个大错误。毛泽东当时可能感到很不舒服，但很快会清醒过来，感激立法机关对他的制约，不幸的是毛泽东一意孤行，踢开国务院，踢开全国人大，这些能避免他犯错误的保险装置都被他置于无用之地，他的历史性大错误也就不可避免地铸成了。

根据毛泽东“要每周抓一次”的指示，9月4日晚上，撇开国务院和省政府，中央书记处召开各省市委书记电话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中央书记处领导炼钢，但总书记邓小平没有出面，他把彭真和谭震林推到了前台。

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电话会议上说：“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主席又提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少了就是失败了。这个要求也不能不完成，这就势必要逼得我们又要拿出相当的劳动力去挖铁矿、去办小高炉。”

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说：“最高国务委员会上主席说，钢铁上不去，其他就跟着上不去，你不能光吃粮食。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跟得最紧，率先组织了本省钢铁大跃进，赶在9月15日放了一颗钢铁卫星。据《人民日报》17日报道，9月15日，河南全省建成四万五千多座炼钢炉，动员三百六十万农民，出动四十万七千辆各种运输车辆，“打了一个日产生铁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三点九二吨的打胜仗。”而这个省在九月上旬，即9月10日前日产生铁只有七百八十多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河南大捷》，说河南的钢铁日产量，比老钢铁工业基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当时的日产量还要高。河南大捷证明，生铁这一关是一定能够突破的。要求各地像河南一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争取九月份根本扭转土高炉生铁生产不正常的局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九月份的产铁计划。

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这时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不相信河南的卫星，派工业秘书顾明去抽查一个点。顾明曾经留学日本，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过，是个内行。他到放了日产生铁一百零二吨高产卫星的新乡，看了现场，向干部群众做了调查，还带回一块生铁样品，向周恩来汇报说：“完全是弄虚作假。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两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要十多吨。日产一百零二吨生铁，原材料要一千多吨的运输量，新乡那里的运输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总理请看，最上乘的产品就是这种海绵铁。”周恩来接过样品，良久无言，后来才掂量着那块铁说：“这哪里是铁嘛！”这块卫星铁一直摆在总理办公室的书架上。

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封了“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等于不要周恩来管钢铁的事。作为总理。周恩来还是每周开一次钢铁会议，以求加强领导，减少损失。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竟拒绝参加会议。在9月14日召开的会议上，有人汇报炼钢的农民不认识矿石，往往把较重的黑石头当作矿石；农民没有“吨”的概念，把一吨当成一担，在计算产量和投放原料、辅料时引起混乱。周恩来下令调了一万三千多名化学系的大学生，派往各地指导。虽说杯水车薪，周恩来的力量也只有这么大了。

周恩来虽然发现了河南钢铁卫星有假，但当时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中央工业交通部部长高扬奉命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大放“卫星”的地方了解炼铁情况。他发现产量不实，质量不好，向中央写了封信，对所谓“小、土、群”等违背科学的做法提出异议，据理力争，提出看法。毛泽东看后龙颜大怒，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携儿带女，发配到贵州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