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杆一立，就把各级干部的嘴都封住了。眼睁睁地看着造假，承认造假。表扬造假，这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因为“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河南的钢铁卫星，是这样应运而放的。谁要敢对河南的钢铁卫星有怀疑，谁要敢否定河南的做法，就是反对大跃进，就是跟毛泽东过不去，就会使毛泽东发出的“伟大号召”变成空话而下不了台！而毛泽东的威信和面子，这时候已被摆在了所谓“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位置上。那时候各级干部都有一句自我解脱的话，就是：“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质言之，所谓“政治账”，就是毛泽东的面子；所谓经济账，就是人民财产的损失。

河南这个样板一树，各地、市、县的书记们就知所趋处了。《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报道了第二个典型——湖南省邵阳专区。报道说：

在工业战线上也是这样，谁发动群众最彻底，群众运动的声势最大，谁就能飞得最快，跳得最远，奇迹也就出现最多。湖南省的邵阳专区，是一个土铁生产发展很快的地区。邵阳专区是怎样组织生产大跃进的呢？最主要的，也是彻底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他们组织了全民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炼不出钢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使“为什么要发展钢铁，如果发展钢铁”的道理家喻户晓，从而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干部，九十三万群众投入炼钢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仅一个湘乡县，就发动了七万多人找到一百二十处铁矿和五十一处煤矿。焦煤运不及，他们自己去挑、去搬，仅一个涟源县就发动两万多人排成长蛇阵，从山上运下六千多吨焦煤，当群众发动到这样的程度，奇迹就一定出现。河北武安县所以能在三天之内使生铁产量从一百多吨提高到一千多吨，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组织了十二万人投入钢铁战线。山东等省为什么敢于提出万吨省的目标？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因而满怀信心。

为了在1958年年底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按月按日计，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30日为止，全国钢的日产量必须达到六万吨，而生铁日产量必须达到十万吨，“否则是不行的。”要求从省、地、县到乡，各级第一书记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生产现场，日夜不停地指挥钢铁大会战。为了完成这样的指标，计划10月份在全国建起三十几万座小高炉。中央书记处要求安徽、四川、河北、湖南、山西、山东六省力争在九月份以前达到日产生铁万吨的目标，要求全国有三十到五十个日产千吨的县。

9月29日，毛泽东南巡回京向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批评“还有一些同志”，是指各级工业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坐不住了。10月7日到9日，王鹤寿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土法炼钢促进会；11日，又在河南商城召开同类会议。据当时计算，在1958年最后三个月，‍‎­现‎‎​­代‍‌‍‎­化高炉炼出来的好铁，只能满足钢产量翻一番的四分之一，下欠的四分之三炼钢用的生铁，要靠土法冶炼。冶金部连续召开两次现场会，就是要介绍、推广土法炼钢方法，宣传所谓小（小高炉、小平小转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大搞群众运动），大破“保守思想”，“怀疑论”和“条件论”。配合宣传的《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指出：

在当前的钢铁生产中，怎样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呢？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大办土高炉最能把千百群众的积极性动员起来，最能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果。

9月1日到20日生产出的全部生铁中有50%左右都是土高炉生产的，这个比重还可能提高。可见土高炉在当前钢铁的生产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许多地方九月份的生铁生产上升得比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抓了土高炉。广大的群众，不管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不管是十几岁的小孩子，都能出一份力量，因而出现了‌‌­​‎男­‎­‌​女‎​老少一起动手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几万座土高炉铁水奔腾的兴旺局面。

有人认为土高炉耗费的劳动力太多，生产成本太高，不经济，不合算，是的，搞土高炉必须要动员很多人，生产成本是比较高。但是，问题在于速度，在于争取时间，就是说必须保证今年拿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

10月4日至11月14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认为；两个月来以钢为纲的全民办工业的群众运动成绩很大。巨大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它的伟大政治意义，找到了以钢为纲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道路。从此，我国工业化事业将由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来搞。通过运动，打破办工业的神秘观点，打破消极平衡论，建立以钢为纲的积极平衡论。炼钢又炼人。死全国人民都受到多种锻炼。会议要求今冬明春要广泛发动群众，把以钢为纲的群众运动引向更高阶段，要调整、解决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小、土、群”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工作，为迎接明年工业生产更大的跃进而奋斗。

毛泽东不断大造提高党权的舆论，强调书记挂帅，党的组织系统成为最有权威、最有效的系统。两次书记电话会议，两次工业书记电话会议，首先把全党、进而把全国人民发动起来了。毛泽东亲自挂帅的“政治设计院”运动群众的魄力和能量果然不同凡响。“为一千零七十而奋斗”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最强劲的主旋律。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钢铁元帅升帐，其他一切都要让路。”《人民日报》9月5日发表题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社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当钢铁生产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的，必须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劳动能力和技术力量的，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钢铁工业搞上去，实现“一千零七十”！

为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面子，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疯了”。七月底。用在钢铁工业上的劳动力几十万人；八月底，增至几百万人；九月底，猛增到五千万人；十月底，增至六千万人；年底，达到九千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大炼钢铁的，全国投入的劳动力超过一亿以上。

随着人数的激增，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也按比例增长。七月，有三万多座；八月底，增至十七万座；九月底，增至六十多万座；十月底，达到了几百万座。不但公社炼钢，而且部队、学校、机关，甚至外交部和文联。以至于宋庆龄公馆的后院，都建起了炼钢炉。那时你若有幸乘火车站神州大地巡游，真是空前绝后的壮观景象：铁路两侧，火光冲天，人声鼎沸，标语醒目，红旗招展。昼夜三班倒，人停炉不停。新建的一座座小高炉拔地而起，还把砖瓦窑、瓷窑改成了小高炉、土高炉，就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留下来的碉堡、炮楼，也被改造为土法炼钢的炉具。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矿石代替，也有因农民不认识矿石，把黑石头当矿石送入炉中冶炼的，当然，一样算成果，一样放卫星。实在找不到铁矿石的地方，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锤、铁锨，庙里的铁香炉、铁鼎，殷实人家的铁门、铁栅栏等一切能够搜罗到的铁器送到炉里去，炼出来的烧结铁，铁丝直支楞楞，半个门环镶嵌在铁疙瘩上，这些都作为产量放了卫星。

到1958年12月22日，新华社庄严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钢产量一千一百零八万吨，生铁产量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没有宣布的是，有三百零八万吨钢。四百一十六万吨铁是凑数的废品，根本不能加工使用。而冶炼这些土钢铁，国家补贴了五十亿人民币（没有炼成的土铁和烧结铁七百四十万吨，亏损三十一亿元；炼成能搭配使用的土铁三百万吨，因成本过高而损失十一亿元；炒土钢亏损八亿元）。当时一顿钢的市价是一百五十元，土法炼一吨铁的成本是三百四十五元，那真是赔本赚吆喝。这就是所谓的“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据大陆官方认可的统计数字是一千二百亿元人民币，周恩来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共五百五十亿元。大跃进浪费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金。

1958年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大放异彩的一年。世界观察家看中国，难免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这一年，毛泽东除了提倡钢铁大跃进外，还提出在全国城乡大办公共食堂。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指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河南范县要把公社建成新乐园，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起点就是公共食堂。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28日子全县万人大会上作报告说：“让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一个县委书记，不懂经济，作此梦呓，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伟大领袖”竟然认为这是可行的，11月6日毛泽东在登载这个报告的《宣教动态》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毛泽东的疲于和范县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告，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全国一哄而起，大办公共食堂，到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三百九十一万多个，参加公共食堂吃饭的约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河南最彻底，到食堂吃饭的人数达到社员总人数的99%。

毛泽东热心提倡吃饭不要钱，决心要施这样的“大仁政”，是以粮食多得发愁为基础的。

他想象的粮食有多少呢？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说：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任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规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1958年8月25日，农业部党组提供给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称：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超过八千亿斤，比1957年的三千七百亿斤，翻了一番还多。

9月1日发表会议公报时留有余地，打了折扣，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六千至七千亿斤，比上年增长60—90%；棉花产量达七千万担，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

10月，在西安召开的华北、东北和陕西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在作总结报告时言之凿凿：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八千亿斤是肯定的，一万亿斤是可能的。

12月初召开八届六中全会，认为西安会议估产有水分，打了折扣，12月10日发表的会议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七千五百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六千七百万担左右。1958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和经济生活，基本上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

后来经过落实，1958年粮食产量为四千亿斤，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这就注定了公共食堂是短命的。

一开始，公共食堂很红火了一阵子。虽无大鱼大肉，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