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管饱是真的。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放开肚皮吃饭”；一个是“吃饭不要钱”。据薄一波回忆：“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这个口号很积极，看了过路人走了多远，还强拉回来，说天黑了还不吃饭？反正吃饭不要钱，非要他吃不行。”看这种景象，正如《镜花缘》中描写的君子国世界。

我们看看虚报产量最严重，后来饿死人最多的河南是怎样办食堂的？这是195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

河南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三百多个人人夸、个个叫好的公共食堂，从九月份起已经做到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

在“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满意”的战斗口号下，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使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粮，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样，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

现在，这三百零七个食堂，有二百七十九个食堂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制度。

一堂三个灶，就是在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灶、老年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三水五味台就是在食堂内设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面、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

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特别注意社员们每天在饭厅吃饭的情况、议论和反映，以便及时改善饭菜的花色品种。现在全社已经在二百一十四个食堂做到了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社员们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酱面、油饼、蒸羔、葱花卷、炸红薯丸子等等，他们也吃菜馍，但做得好吃。有一种叫五香纸卷馍，很像春卷，群众非常爱吃。做法是：把南瓜、红薯叶等五种家菜和野菜切成小碎末，加上油盐、大料、葱花、蒜汁和其他作料，把白面杆得像纸一样，然后把拌好的菜馅卷在里面蒸熟。

这些食堂并不是一开始就办得这么好，这么受群众欢迎。开办初期，有一百五十多名地、富、反、坏分子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混入食堂，把食堂搞得一塌糊涂。党委会发动群众，把这些坏家伙从食堂管理和炊事工作中彻底清除了出去，立即调配了三十二名共产党员、六十三名共青团员和八十五名“建设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当炊事员和食堂管理人员。这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张金生还深入第十七食堂，亲自管理伙食，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创造了上述“一堂三灶”以及许多饭菜新花样，马上召开现场会议，于是全公社三百多个食堂的工作都陆续得到了改进。

这篇报道虚夸是显而易见的，九十顿饭菜不重样，那是宫廷御膳的水平，公社食堂肯定做不到。但不光是吹牛，食堂初期确实风光过。那是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左邻右舍参观，开现场会、评比会等等。笔者曾有幸亲临胜境，在北京丰台区某公社吃过几天食堂，大白馒头，大锅菜，还是很实惠的。因为我是去探亲的客人，当然享受吃饭不要钱的待遇。据主事者跟我私下谈论：“干部、群众大多数人不愿意吃食堂，懒汉、二流子最积极。但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是毛主席的号召，谁行动慢了，拔谁的白旗（撤职处分）。我们是拿出全社几千口子一年的口粮垫底，让大家放开肚子吃，吃到哪天算哪天。口粮分到户，可以吃一年，这样吃半年就得吃光了。到时候上级总得想办法。”后来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在农村公共食堂，免费供应导致无节制的消费，有的把可以维持六个月的粮食三个月就吃掉了；还有的地方两个星期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经济学家、当时的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估算，农民吃食堂浪费的粮食有一千七百五十万吨，相当于1958年农村供应粮食的11%。这种无节制的过度消费是后来导致大饥馑，饿死人的原因之一。

虽然总结了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但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大锅饭，养懒人。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可以到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勤劳的农民想：起早贪黑，深耕细作，下多‍​­‌大​‌‍力‌​‌气，多产多少粮食，也是全部归公，自己混个“肚儿圆”；懒惰的农民原来还随大流出工，只是多歇几次，多吸几袋烟，队长看不见的时候早收工，今见啥也不干的二流子、陌生的过路人都可以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索性工也不出了。广东新会县吃食堂的结果出现了“四多四少”，即：“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如此坐吃山空，岂能持久？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人民日报》画出来的仙境。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她：“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太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当地农民告诉阎书记：“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相信他的话，怕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阎红彦在总结云南饿死人的问题时说：“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造成了死人。”本来，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菜蔬由农民自己支配，除集体分配的口粮外，这是另一个食物来源。1959年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早先下达的文件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么吃什么，食堂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

1958年，本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但在收获季节，全民炼钢铁正在节骨眼上，为了保钢，保那个图虚名得实祸的“一千零七十”，把青壮劳力都赶上了钢铁第一线。农村的景象就如湖南平江县一位伤残的老红军给彭德怀元帅的一首诗所描绘的那样：

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当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比上年减少了三千八百一十八万人，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的13.8：1，下降到3.5：1。大量的车辆和牲畜也被调用去大炼钢铁。结果，在许多地区，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因无人收割或运不出来而烂在地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最保守的估计，“1958年底农作物估计有10%左右未收回。”10%就是四百亿斤。

一个虚报产量，一个丰产不丰收，一个吃饭不要钱，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败象到1958年底就逐渐暴露了。首先表现在那个吃饭不要钱的的食堂上，开始由干饭变成稀饭，而且越来越稀，由粮食而瓜菜、野菜，终于难以为继了。譬如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起初食堂吃饭不定量，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不少粮食。1959年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定量六至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后又降至三至六两不等。”三两粮不到一百克，每八个人饿死了一个人。

1959年2月17日，年高德昭的朱德元帅视察广东，在同江门地委领导人谈话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六月十六日他在吉林视察时又对省委负责人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是多余的。”7月9日，他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去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有些人以为凭人多就能把国家建设很快搞起来，实际上是不行的。”7月11日。朱德在长沙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时说：“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饭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产出一点东西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很大的教训。”

朱德的讲话，虽无文件下达，还是流传开了。1959年夏，发生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全部公共食堂的事件。他提出：“三还原，两开放”，即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自由市场开放集团设有鱼塘开放。亲自帮助农民拆掉公共食堂的锅灶，这个县共解散了四千多个公共食堂。

对无为县解散公共食堂事件，毛泽东勃然大怒，1959年8月10日他亲笔写下了《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的批语》，说张凯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这个文件发到全党，全党震骇莫名。承担分裂党的罪名是要有的资格的，一个省委书记解散了一个县的食堂，怎么能上纲这么高？当时大家不理解，毛泽东的这则批语，是明批张凯帆，暗批朱德的。8月12日他在庐山会议常委会上讲，他担心“总司令可能闹乱子。”这就是指朱德对食堂问题说了几句实事求是但是和毛口径不一致的话。毛泽东在巩固领袖地位问题上是非常敏感（甚至是神经过敏），见微知著的。凡全局性的问题，他不能容忍其他常委先讲话，讲对了也不行；他认为这是谁当家，谁说了算的问题。

公共食堂面临严重危机，毛泽东早已意识到了。他硬撑着不回头，但也需要了解真实情况。1959年2月，他派自己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率工作组前往四川调查。

田家英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才子。原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从1948年8月起任毛泽东的秘书。由于他博闻强记，熟读经史，兼擅诗词，很得毛泽东赏识。田家英率工作组来到成都北面的新繁县崇义桥，这是田家英的外祖家，他的一位舅母仍健在。他来到这里，是希望了解真实情况。

家英结识了大队支部书记林功谦。他记下了与林的问答。

“你们每亩田能产多少斤哪？”

“去年大春，我们的卫星田亩产二万四千斤。”

“真有那么多吗？”

“四川省广播电台广播了的，那还假得了？”

“那么，一般的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点，总也有一两千斤吧。”

“产量既然这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还要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与林功谦这一问一答，是崇义公社对付上级调查人员的标准答案。田家英又问了许多群众。都是这么说的。隔了几天，林功谦了解到田家英的真实身份，为他急于了解真实情况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才悄悄告诉他：“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每亩只有六百五十斤。”

田家英又找到一个小队长马世才，问道：“你们队仓里还有多少粮食？”

“还有三千斤。”按照虚报的产量，完成上交征购任务后，理应还剩这么多。马世才硬着头皮回答。

“你打开仓门，我要看看。”

马世才打开仓门，果见一堆稻谷，像座小山。田家英跨过仓板，走进仓里，踩上黄谷堆，只觉松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