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弹性。用竹竿一捅。稻谷纷纷下落，原来是一个稻草堆，上面洒了一层稻谷。马世才惭愧地低下了头。田家英知道基层干部弄虚造假是出于无奈，没有责备这位队长，只是幽默地说：“这些稻谷恍谷太多了。”恍谷是当地土语，指无实的空谷。

每到开饭时间，田家英就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食堂外观察，大家打完了饭，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也在这里喝一碗粥。一天，一位陈大娘来打饭，颤颤巍巍地走出食堂，腿一软跌倒在台阶上，全家的稀饭撒了一地。这位老人大哭起来。田家英上前搀扶老人，安慰说：“不要紧，另外再打一盆就是了。”陈大娘抽噎着说：“另外打？咋个能够另外打嘛！田家英掏出自己的五斤粮票，要陈大娘去食堂秤米。陈大娘感慨不尽，接过粮票，为了多活几天，她秤的是连麸面。”

田家英，这位正直的共产党员，叉着手，面对墙上“公共食堂万岁！”的大标语愤愤地说：“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这就是田家英调查公共食堂的结论。田家英在崇义公社待了六个月，中间曾于1959年4月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如实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各省情况逐渐严重起来。由于粮食匮乏，劳累过度，从1959年下半年起，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1960年2月18日，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据2月15日统计，全省有四十四个县、二百三十五个公社、五千六百多个村庄（约占全省村庄的10%），发现浮肿病人五万九千多人，已病死四百五十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仅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一万九千多人，保定、石家庄地区发现的浮肿病人也在万人以上。

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当属有良心的干部，及时把最初农民外逃、浮肿病、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如果把人民的生死忧患摆在第一位，紧急转舵，调整政策，不至于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饿死几千万人。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把自己的面子、威信摆在了几亿农民的生死忧患之上，顽固地坚持要把公共食堂办下去。他把河北省委的报告压下来，却把贵州省委的报告批转全国，

贵州省委书记周林，摸准了“大方向”，于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公共食堂问题。2月24日给毛泽东送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全省十三万个食堂，有80%是巩固的，20%左右不深巩固。“农村结果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公共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六中全会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搞垮食堂，这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批示：“贵州省委的报告写得很好。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该救灾放赈时候，继续不择手段搜刮农民的粮食，说这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这个文件下去所引起的作用就是阻塞言路，各省有灾情也不敢报了。

与此同时，还有两个措施成为以后大规模死人的直接原因。

195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只许农民就地饿死，不许出村。民兵巡逻站岗，像看集中营那样看住农民。在旧社会，遇有荒年灾月，农民扶老携幼“下关东”，到富庶的地方移民，到城市要饭，人挪活，树挪死，多数能活下来。。这条路一堵死，大大加剧了灾情。这是第一个损招。中央文件一下达，全国都大抓起“盲流”了。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教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这样我就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押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二百多人。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61年1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人口，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第二个损招是改变粮食管理体制。1959年4月22日，河北、山西、黑龙江、陕西、甘肃、山东、江苏、上海等十六个省市的财贸书记在合肥举行粮食工作会议。粮食厅长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改变农村粮食管理体制问题，过去，除了国家征购粮食以外，留在农村的粮食基本上由承包单位（生产小队）管理，有些则分到社员家里。会议认为，这种管理体制不符合兴办公共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的要求，不利于加强基本队有制（生产大队）和逐步向公社私有制过渡。因而提出将留在农村的粮食全部由基本核算单位（大队）统一保存和管理，如何动支都必须经过基本核算单位批准。这样一来，​‎‎­​种​­­田‍‌​​­的农民就根本看不到粮食了，家里有一点粮食都是非法的，完全失去了自救能力。

毛泽东在知道了全国严重缺粮的情况后，他的指导思想是：保住城市，牺牲农村，1959年7月5日，他在粮食部部长陈国栋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

下年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亿斤，似乎也略微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二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干有稀，糠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就在毛泽东决心牺牲农民、保全面子的这两年，许多拥护共产党、听毛主席话的农民被活活地饿死了。那些贫苦农民多数人饿死不造反（小反发生不少）。是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毛主席给自己分了房屋和土地，叫办公社、叫办食堂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怎么能反对自己的恩人呢？他们至死也不明白，大救星毛主席为什么这几年光出馊主意呢？

毛泽东心里比谁都清楚，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是极端严重的。按照中共党内的术语，他犯的是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如果实事求是地评估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必须下台，以谢全党，以谢国人。这时，毛泽东头脑清醒了，他想得很深、很远，他出奇地沉着冷静。如毛泽东自己所说过的，犯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难就难在要自己否定自己。他要发明理论，组织队伍。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谁能为他的错误辩护，谁就是亲密战友；谁要准备纠正他的“左”倾路线成为，谁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内的多事之秋从此开始了。

14 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

1958年10月25日凌晨三时，彭真给湖北省委打来电话，秘书长梅白接的。彭真说：“现在有个紧急通知，毛主席的专列将在明天即26日下午四时左右在湖北孝感站外岔道停车两三个小时。与十五军座谈。任重和你参加，请通知廖冠贤同志；并要同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和一位生产队长、一名妇女代表座谈。任重和你参加，请告诉任重同志准备好。”梅白问：“谈什么内容？”彭真说：“毛主席对中央向湖北提的今年年产六百亿斤粮食要摸个底，究竟能搞多少？”梅白立即向第一时间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作了报告。

26日下午，驻孝感的空降第十五军政委廖冠贤周密部署了专列外围的警戒，与王任重，、梅白提前赶到孝感车站东段岔道迎接一号专列。毛泽东先接见廖冠贤和十五军的领导干部。这时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和大队书记都来了，大家在外面等候。

送走廖冠贤等军队领导干向毛泽东汇报。部，叶子龙引导王任重等登上专列，进入一间宽敞的会议室。简短寒暄后，由梅白代表王任重（因王发低烧）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日子不好过，自己骗自己，这也许是下情不能上达。”

梅白说：“彭真同志说主席对湖北年产六百亿斤粮食要摸个底，允不允许讲真话？”

毛泽东说：“就是要你讲真话。”

梅白开始了他的讲真话的汇报：“我刚从我的家乡黄梅回来。在黄梅我秘密调查了六十个生产队。在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四点二两粮食（注：中国市制计量单位，十六两为一斤，相当于五百克，一两相当于三十一点二五克）。李家湾的支部书记说实话，平均每人每日四点四两。黄冈地委还要从黄冈调出四十万斤粮食，老百姓就要饿肚皮。我提议取消这个决定，经姜一和任重同志同意停止了调粮。从调查情况看，我估计全省1958年能搞到二百亿斤左右，至多二百二十亿斤。”

毛泽东说：“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发热，决定一切呀！”然后伤感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梅白讲完，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说：“梅白同志说的符合我们孝感地区的实际情况。”

孝感县委书记王振民说：“高指标是中央压省委，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一级一级压出来的。”

这时被指定晋见主席的妇女代表晏桃香来了。由于连日夜战，她感冒了。一到专列前就打了个喷嚏。叶子龙怕她传染给主席，不让她上车，她说：“是组织通知我来的。”正在交涉，毛泽东看见了，说：“快让她上来。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少年也没有传染给我。来，小姑娘，请坐。”晏桃香怯生生地坐在毛泽东对面，主观上是想离主席远一点，别把感冒传染给他老人家。。不料刚坐下又打了一个大喷嚏，喷了毛泽东一脸。地方官员们面面相看，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脸都没擦，和颜悦色地说：“不要紧，我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能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这几句话，气氛顿时缓和了。

毛泽东问：“你怎么感冒了？”

晏桃香说：“报告主席。”

毛泽东一摆手：“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接着说：“昨夜我开通宵夜车锄棉埂，天亮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之前我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三百瓦电灯，还有二十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满意。”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差十万八千里。”

“那你想如何办呢？”

“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毛泽东转向劳动模范官木生：“你就是官木生，是国计民生的‘生’啊！”

官木生说：“现在的生产指标，不造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压地委，地压县委，县压到我头上。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

毛泽东动了感情流着泪说：“你们要我实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们实事求是。我不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