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给湖北六百亿斤的指标。六百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任重，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

毛泽东又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同叶子龙说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呀！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这件事让晏桃香回家说了，全家都流了泪。

基层干部和群众离去了。毛泽东对省、地、县委书记们说：“多好的人民呀!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有句诗：“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然而毛泽东是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从1958年11月初到1959年6月，这八个月中他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1至27日）、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9日在武昌举行）、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海会议（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举行）等一系列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重大失误。每次会议，他都作基调性讲话。在这几次会议上。他的姿态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借用《纲鉴易知录》卷一对纣辛的评价）­­‎‍‎综‍​‌合‌­‍‍他在几次会上的讲话，其要点有五：

一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广大农民是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大跃进中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笔者按：这完全是伪造民意!这和毛泽东在孝感火车站说的‘对不起人民’。‘国有流亡愧此生’的话，简直是判若两人。）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做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私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决心固守的一道防线，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要在这条防线上与全党和全国人民作战。

二是“一个指头”的错误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

“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举起群众运动的盾牌，毛泽东就避开了自己的责任。“一个指头”的错误没有他的份儿！

三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给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以指导，纠正他们“急急忙忙向前闯”所出现的偏差。

11月9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印发了他给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四级干部写的一封信，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号召大家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领导与会者读斯大林的书，边读边发议论说；“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这里批的是陈伯达。陈伯达主张产品调拨固然该批，但所谓“理论家”陈伯达是没有自己的理论观点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自己的灵魂的。他完全是靠刺探、揣摩毛泽东的意图，得先机之利，拉大旗做虎皮，在党内冒充先知先觉的。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的“左”倾冒进思想开始回头时，陈伯达按毛泽东原来的思路继续往前走，碰了个大钉子。其实，违背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主张产品调拨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他在八十天前，即8月18日北戴河会议上说：“所有计划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省委书记调东西的“条子要灵”。

毛泽东又批评说：“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是谁把三级所有的界限模糊了？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又是毛泽东。他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一大二公”，所谓“一大二公”就是变生产队所有制为公社所有制。他钦定的公社宪法——《嵖岈山卫星公社章程》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这一交哪里还有什么“三级所有”呢？后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毛泽东掩饰公社化运动失败的一块遮羞布，队为基础公社就名存实亡了，但人民公社的牌子不摘。

四是他对强迫几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必要性作出解释。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3日武昌会议上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铁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几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谁愿意画画就画画，谁愿意唱歌就唱歌，谁愿意跳舞就跳舞，怎么行呢？如果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他的这种新颖的思路，新颖的语言，当时在党内是很得彩头的。但如果冷静一想，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试问，1958年以后和以前，没有强制几千万人的大炼钢铁，哪里出现了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的荒谬现象呢？

毛泽东对吃饭不要钱情有独钟，在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20日）期间仍在提倡。12月7日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三十年，人们都高兴这个制度。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想把公共食堂坚持下去，是一种政治上作秀。他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在毛泽东时代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掩盖和歪曲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生产和分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民仍然要参加劳动，而且这种劳动必须要有所收获，农民才可能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并无区别。粮食仍然是农民自己种出来的，收不到粮食就仍然没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也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粮食收获后，不再分配给个人，而是集中到食堂；各家各户不再起伙做饭，而是到食堂吃饭，农民付出了劳动，也就不存在“不要钱”即“白吃”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恩赐给农民饭吃，还是农民自己养活自己。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放了一炮，他­­‎‍‎综‍​‌合‌­‍‍自己在六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所见所闻，以他惯常的坦诚和直率在会上发言：“大家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后果不光是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训练，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担心彭德怀的意见影响别人，急忙插话表态：“德怀同志，你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一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我看仅仅是枝节问题，仅仅是下面同志贯彻不力的问题。”

彭德怀忙声明：“主席，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你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才这样讲，我应该讲。”

毛泽东微微一笑：“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

洞察幽微的周恩来会后找彭德怀个别交谈：“彭总，我们都是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了，如今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都要随之转变过来。主席不是多次讲过，要树立党的威信和对待两种崇拜观点的问题嘛，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娴于辞令的周恩来这番话的要害是“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按照中共党内的语言习惯，中央政治局的“班长”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怕彭德怀闯祸，也怕这位忠心耿耿的老将吃亏，作此善意的提醒。

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对总理的话理解了，但回了一句：“我认为还是少讲些崇拜，多讲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稍顿，又说：“总理，我是个臭嘴媳妇，免不了有失公公婆婆体面的时候，请主席和总理海涵。”

辞别周恩来，彭德怀回北京处理西藏叛乱问题。从1959年4月26日至6月13日，他率领‎­​‌‎军­​‎‌‎事​‌‍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虽是出国访问，但国内形势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故乡之行的见闻给他脑海打上的烙印太深了。无论是坐在飞机上，还是坐在火车上，一闭眼就回到了湖南。

那是1958年12月16日，彭德怀元帅在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他穿一身青呢子服，圆口布鞋，全然是乡下老倌模样。在湘潭县乌石公社，那是元帅的家乡。彭元帅到来的消息传遍村村寨寨，乡亲们沸腾了。

按照接待中央首长视察的规矩，先把彭德怀请到公社办公室，由公社领导人汇报。当公社书记谈到他们的“小、土、群”炼出了六百四十多吨钢时，彭德怀追问：“是怎么炼的？”

公社书记说：“为保钢铁元帅上马，我们是不惜血本的，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配，青壮‍­男‌‎‍女‌​‍­‎齐上阵，县里还从外地调来劳力支援。燃料主要靠砍伐森林，还拆了一部分房子，挖了一些坟墓……”

听到此处，彭德怀火了：“砍森林，拆房子，挖祖坟，砸锅炼铁，真算得是天下奇迹，哪朝哪代见过？”公社书记吓了一大跳。

彭德怀又耐着性子询问粮食的产量。公社书记说：“今年是大丰收，亩产上千斤的队不少。”彭德怀接住话茬：“附近有没有千斤队？”答复是“吴公塘就是个千斤队。”彭总叫把生产队长找来。队长听说公社书记汇报时碰了钉子，先就有些胆怯，支支吾吾地回答彭老总的问话说：“亩产怕会有……千把斤。”

彭元帅笑了：“一队之长，连本队产量数字到现在还无得底，不太好吧。”队长说：“劳动力都炼钢铁去了，忙不过来，收回的谷推在禾坪至今无晒，还有几丘田收都无收。”彭德怀一听，明白了，说道：“你领我到无收的田里看看。”队长带路，来到一片禾叶枯焦的稻田，彭德怀数了数一丘田的褐篼数，又蹲下拔出数了数棵树，然后对跟随的干部说：“你们看，禾篼这么小，种得这么浅，能有上千斤的产量吗》我那时候在家作田，一亩田收上五百斤就算好禾咧！”有人低声插话说：“现在的产量都是喊出来的。”彭德怀接着说：“我最近看了很多地方，都说亩产上千上万，我就不信那一套！你们是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鬼话了吧？说假话，吹牛，无一点好处，既害国家又害百姓。”

回到村里，彭德怀被少年时代的伙伴拉到了幸福院。彭总进了幸福院，见锅灶正在冒烟，上前接口锅盖，见是一大锅野菜，几粒米上下翻滚着。他黑着脸，坐在灶旁一个小凳上不说话。

彭德怀盯着这位老伙伴蜡黄浮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