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说:“我看看锅里,看看你们的脸色就明白了。你们这名字好听:幸福院,饭都吃不饱算什么幸福院?”
这里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三场孤寡老人都围了上来,其中有几个老红军挨着彭总坐下。附近的群众闻讯也来了,屋里屋外都站满了人。
“彭总啊!”一位老红军说:“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的人,只要是共产党的话就听就信。共产党说办公共食堂,吃饭包起来,乡亲们就把什么都拿出来了。现在,搞成这样子,每人每天二三两米,毛主席知道吗?”
一个抱着娃娃的老婆婆说:“年轻人可以勒勒肚子,老年人可以咬咬牙,娃娃们咧,他们忍不住饥,要叫哇!”
彭德怀上前看看这个孩子,骨瘦如柴,头显得特别大,不禁掉下眼泪来。脑子一闪,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饿死的小弟弟,想起了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弟弟出去讨饭的情景。可那时候,还能讨回一些剩饭,记得最多一次讨回了三升米,如今到处是揭不开锅的公共食堂,讨饭都没处去要。三十二年前,因为贫困,因为没饭吃,领着穷人造了反,那是平江起义,南征北战。如今打下了天下,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自己被封为元帅,可家乡成了这个样,对不起父老乡亲啊!这样下去,江山能稳吗?正是这种江山不稳的责任感促使他在上海会议放炮,在庐山会议上书。
“老彭啊,你回来就好了,快给我们出个主意吧!天灾我们能对付,现在兴的那些规矩,都说是毛主席叫这么办,我就不信,改一改不行吗?”
又有人说:“别的地方不是一亩十几万斤稻谷吗?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动员他们支援一下我们嘛!”
彭德怀苦笑:“你们这里报纸上登的不也是亩产万斤吗?”
“那才是哄鬼的!一万斤,在地上铺一层要占多少地?”在场的人愤愤然。
“万把斤哄鬼,十几万斤就是真的吗?”这算是彭德怀对那位要从别处调拨粮食支援湘潭的答复。
大家不说话了,有的叹气,有的掉泪。
“老彭,你说为啥子搞成这样?”
“老彭,这里的事毛主席知道吗?”
彭德怀说:“毛主席派我来,就是叫我了解真实情况,我要向毛主席报告的。”
离开乌石,彭德怀又去了韶山,那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周小舟悄悄告诉他,这个大队吃了“偏饭”(意思是省里给了特殊的照顾),1958年也只增产14%。彭德怀看到,韶山的百姓在食堂也吃不饱饭,苦不堪言。
1958年12月21日,彭德怀到了平江。这是他领导平江起义的地方。对于军事统帅来说,这比家乡还亲。平江县委的王书记跟这位平江人引为骄傲的彭元帅说了实话。彭德怀掏出小本,一一记下。
“平江1958年开始大跃进。九月,将九百五十一个高级社合并为十五个人民公社。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砸烂千家万户的锅灶,城乡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根据大跃进的精神,全县提出‘二一二’的口号(即稻谷亩产二千斤,红薯亩产一万斤,人均收入二百元)同时提出四十天大办工业的口号,到年底建国营工厂二十三个,由手工业社组扩建的集体工厂一百二十八个,国家对县里的工业投资四百六十九万元,添置各种机器设备一百一十多台套,但由于土法上马,追求高指标,不顾质量,产品大部报废。根本不能用。全县为支援大炼钢铁,发动十万劳力上山砍树烧炭五十万担,烧掉木材一万零五百立方米,另砍木材五十多万立方米。毁掉的林木,超过十五个正常年景的生长量。粮食亩产最高的八百斤,年景本来不错,但丰产不丰收,壮劳力都被调上山烧炭,炼钢,许多庄家没有收回来,烂在地里。因为虚报了产量,上面征购征调的多,全县年人均原粮(带壳的稻谷)二百七十四斤,大家吃不饱,还得继续苦战,继续跃进。”
年底,彭德怀到了株洲,恰与薄一波相遇。谈起经济形势,心直口快的彭德怀把在湖南的所见所闻,都对薄一波讲了。彭德怀说,:“上个月武昌会议时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食数字时,谭老板(指谭震林)的报告,建议公布数字可定为一万零五百亿斤,我就不赞成;又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哪有那么多!后头谭老板问我:‘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你说怎么办?’我说:‘公布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彭德怀迟疑了一下,又说:“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农村会饿死人的。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一波同志,你给中央打个电报吧。”薄一波对彭总说的情况深有同感。但他1953年财经会议被整,1957年跟周恩来一起反冒进又挨了批评,觉得自己说话,主席不一定会听。或许联系以前的事又批一顿。转念至此,就说:“彭总,还是你来打这个电报,可能会引起主席的重视。”彭德怀说:“好,请你写吧。”于是由薄一波起草,彭德怀签名,给中央发了电报,建议统购粮减少三百亿斤。
彭德怀在上海会议放了一炮就出国访问去了。1959年4月2日至5日,会议转成了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议作出了1959年“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宏伟计划”,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粮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
会议进行中,每天晚上有舞会、电影、戏曲等文艺节目。一天晚上,演出湘剧《生死牌》,因为是家乡戏,毛泽东专门去看了。演的是明朝的海瑞,秉公断案,大义凛然的清官戏。从剧场回到华山路1235号别墅,毛泽东即吩咐秘书借一部《明史》来。这天晚上,他专心阅读了《明史》中的《海瑞传》。
4月5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工作方法十六条。但旁征博引,议论纵横,极有吸引力。他号召各级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毛泽东扫视会场,双目如电,接着说:“现在党内说假话成风,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看风转舵,风(看风)马(拍马)牛(吹牛)盛行。要学习海瑞。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批评嘉靖皇帝说:‘嘉靖,加价皆净也。’还把这话写进上疏里。后来他被送进了监狱。有一天,牢头给他端了酒菜来,他刚刚吃下去,从牢头嘴里知道嘉靖已经死了,便嚎啕大哭起来,把刚吃下去的东西又吐出来了。可见,海瑞虽然对嘉靖批评得很厉害,但他对嘉靖还是忠心耿耿。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要像海瑞那样,做到五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用右手举起《海瑞传》说:“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大家可以学习这本书,尤其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更应该学习海瑞精神。我送了《民生·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上,然后又捡起了看一看,又丢到地上,然后又捡起了,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但终究把他送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回答:看了。)”
海瑞(1514—1587)明嘉靖举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上疏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很生气。吩咐侍臣,看住海瑞,别叫他跑了。侍臣回奏说:“海瑞上表前,连棺材都买好了,打发走了家中僮仆,与妻子行了告别礼,现独居一室,就等万岁爷抓他杀头了。”海瑞坐牢半年,嘉靖死,新皇帝隆庆继位,赦免海瑞。隆庆三年,任命海瑞为应天巡抚。海瑞为民做主,抑制豪强,被誉为“海青天”。
会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急急忙忙赶回北京,找到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向吴晗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两篇介绍海瑞的文章。吴晗对毛泽东素来敬重。1948年他出版《朱元璋传》特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选集》出版后,毛也曾亲笔题款向吴晗赠书。这些文字交往使吴晗对毛泽东的信赖无半点保留。听完胡乔木的传达,吴晗说:“主席号召宣传海瑞,我义不容辞而且尽快交卷。”1959年6月15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谈海瑞》;第二天,他又用笔名刘勉之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这时候,彭德怀还没有罢官。1960年底,他又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请,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演出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奉命做事的吴晗,万万没有想到《海瑞罢官》导致他家破人亡。此是后话,按下慢表。
历史人物海瑞,被毛泽东一鼓吹,在中国文化历史领域活跃了十来年。开头是被歌颂,后来又受批判。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动机何在?是真希望有人上书提意见,批评当今皇帝,还是钓鱼?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是钓鱼。但是他最初要钓的不止是彭德怀,还有周恩来、据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上将在军队系统传达:“后人写了海瑞传,叫做‘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风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定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这一谈话很有深意。他在鼓动周恩来对他“大胆批评”。他深知所谓“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三面红旗是错误的,造成了目前的严重困难局面。1956—1957年周恩来反冒进是正确的,对周恩来的批评和整治是错误的,周恩来一定不服。一定有话要说。他认为在核心领导层,刘少奇已经在反高饶斗争中被制服,朱老总是个招牌,挂不起帅来;只有周恩来,在国际威望、国内威望、党内追随者等等方面,都有资格出来挂帅与他抗衡,批判和清算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斗争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要因势利导,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先发制人。这些年毛泽东读《三国志》,研究曹操,研究司马懿,他心中的丘壑机关越来越深不可测了。在几次中央全会上,他见周恩来态度含蓄深沉,于是打出海瑞这张牌,以观动静。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败象渐露的时候辞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前夕,4月15日,毛泽东召开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他对下届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做了说明。他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说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合适。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
毛泽东这个讲话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把刘少奇推出来当国家主席,同时也把国家的巨大危机叫刘少奇背上。因为,知道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务的”。大跃进原来毛泽东亲自担任“政治设计院院长”,带领六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代替了国务院的工作,他实际上是国家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被排除在领导决策核心之外。至于具体工作,他管到了农业社发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级社升高级社,管到了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化,管到了种庄稼要深翻七尺(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七册第506页);工业上他管到了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管到了钢铁元帅升帐,管到了亲自下达指标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如今把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