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说：“我看看锅里，看看你们的脸色就明白了。你们这名字好听：幸福院，饭都吃不饱算什么幸福院？”

这里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三场孤寡老人都围了上来，其中有几个老红军挨着彭总坐下。附近的群众闻讯也来了，屋里屋外都站满了人。

“彭总啊！”一位老红军说：“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的人，只要是共产党的话就听就信。共产党说办公共食堂，吃饭包起来，乡亲们就把什么都拿出来了。现在，搞成这样子，每人每天二三两米，毛主席知道吗？”

一个抱着娃娃的老婆婆说：“年轻人可以勒勒肚子，老年人可以咬咬牙，娃娃们咧，他们忍不住饥，要叫哇！”

彭德怀上前看看这个孩子，骨瘦如柴，头显得特别大，不禁掉下眼泪来。脑子一闪，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饿死的小弟弟，想起了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弟弟出去讨饭的情景。可那时候，还能讨回一些剩饭，记得最多一次讨回了三升米，如今到处是揭不开锅的公共食堂，讨饭都没处去要。三十二年前，因为贫困，因为没饭吃，领着穷人造了反，那是平江起义，南征北战。如今打下了天下，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自己被封为元帅，可家乡成了这个样，对不起父老乡亲啊！这样下去，江山能稳吗？正是这种江山不稳的责任感促使他在上海会议放炮，在庐山会议上书。

“老彭啊，你回来就好了，快给我们出个主意吧！天灾我们能对付，现在兴的那些规矩，都说是毛主席叫这么办，我就不信，改一改不行吗？”

又有人说：“别的地方不是一亩十几万斤稻谷吗？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动员他们支援一下我们嘛！”

彭德怀苦笑：“你们这里报纸上登的不也是亩产万斤吗？”

“那才是哄鬼的！一万斤，在地上铺一层要占多少地？”在场的人愤愤然。

“万把斤哄鬼，十几万斤就是真的吗？”这算是彭德怀对那位要从别处调拨粮食支援湘潭的答复。

大家不说话了，有的叹气，有的掉泪。

“老彭，你说为啥子搞成这样？”

“老彭，这里的事毛主席知道吗？”

彭德怀说：“毛主席派我来，就是叫我了解真实情况，我要向毛主席报告的。”

离开乌石，彭德怀又去了韶山，那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周小舟悄悄告诉他，这个大队吃了“偏饭”（意思是省里给了特殊的照顾），1958年也只增产14%。彭德怀看到，韶山的百姓在食堂也吃不饱饭，苦不堪言。

1958年12月21日，彭德怀到了平江。这是他领导平江起义的地方。对于‎­​‎‌军‌‌​​事‎‌‎­统帅来说，这比家乡还亲。平江县委的王书记跟这位平江人引为骄傲的彭元帅说了实话。彭德怀掏出小本，一一记下。

“平江1958年开始大跃进。九月，将九百五十一个高级社合并为十五个人民公社。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砸烂千家万户的锅灶，城乡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根据大跃进的精神，全县提出‘二一二’的口号（即稻谷亩产二千斤，红薯亩产一万斤，人均收入二百元）同时提出四十天大办工业的口号，到年底建国营工厂二十三个，由手工业社组扩建的集体工厂一百二十八个，国家对县里的工业投资四百六十九万元，添置各种机器设备一百一十多台套，但由于土法上马，追求高指标，不顾质量，产品大部报废。根本不能用。全县为支援大炼钢铁，发动十万劳力上山砍树烧炭五十万担，烧掉木材一万零五百立方米，另砍木材五十多万立方米。毁掉的林木，超过十五个正常年景的生长量。粮食亩产最高的八百斤，年景本来不错，但丰产不丰收，壮劳力都被调上山烧炭，炼钢，许多庄家没有收回来，烂在地里。因为虚报了产量，上面征购征调的多，全县年人均原粮（带壳的稻谷）二百七十四斤，大家吃不饱，还得继续苦战，继续跃进。”

年底，彭德怀到了株洲，恰与薄一波相遇。谈起经济形势，心直口快的彭德怀把在湖南的所见所闻，都对薄一波讲了。彭德怀说，：“上个月武昌会议时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食数字时，谭老板（指谭震林）的报告，建议公布数字可定为一万零五百亿斤，我就不赞成；又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哪有那么多！后头谭老板问我：‘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你说怎么办？’我说：‘公布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彭德怀迟疑了一下，又说：“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农村会饿死人的。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一波同志，你给中央打个电报吧。”薄一波对彭总说的情况深有同感。但他1953年财经会议被整，1957年跟周恩来一起反冒进又挨了批评，觉得自己说话，主席不一定会听。或许联系以前的事又批一顿。转念至此，就说：“彭总，还是你来打这个电报，可能会引起主席的重视。”彭德怀说：“好，请你写吧。”于是由薄一波起草，彭德怀签名，给中央发了电报，建议统购粮减少三百亿斤。

彭德怀在上海会议放了一炮就出国访问去了。1959年4月2日至5日，会议转成了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议作出了1959年“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宏伟计划”，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粮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

会议进行中，每天晚上有舞会、电影、戏曲等文艺节目。一天晚上，演出湘剧《生死牌》，因为是家乡戏，毛泽东专门去看了。演的是明朝的海瑞，秉公断案，大义凛然的清官戏。从剧场回到华山路1235号别墅，毛泽东即吩咐秘书借一部《明史》来。这天晚上，他专心阅读了《明史》中的《海瑞传》。

4月5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工作方法十六条。但旁征博引，议论纵横，极有吸引力。他号召各级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毛泽东扫视会场，双目如电，接着说：“现在党内说假话成风，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看风转舵，风（看风）马（拍马）牛（吹牛）盛行。要学习海瑞。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批评嘉靖皇帝说：‘嘉靖，加价皆净也。’还把这话写进上疏里。后来他被送进了监狱。有一天，牢头给他端了酒菜来，他刚刚吃下去，从牢头嘴里知道嘉靖已经死了，便嚎啕大哭起来，把刚吃下去的东西又吐出来了。可见，海瑞虽然对嘉靖批评得很厉害，但他对嘉靖还是忠心耿耿。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要像海瑞那样，做到五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用右手举起《海瑞传》说：“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大家可以学习这本书，尤其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更应该学习海瑞精神。我送了《民生·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上，然后又捡起了看一看，又丢到地上，然后又捡起了，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但终究把他送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回答：看了。）”

海瑞（1514—1587）明嘉靖举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上疏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很生气。吩咐侍臣，看住海瑞，别叫他跑了。侍臣回奏说：“海瑞上表前，连棺材都买好了，打发走了家中僮仆，与妻子行了告别礼，现独居一室，就等万岁爷抓他杀头了。”海瑞坐牢半年，嘉靖死，新皇帝隆庆继位，赦免海瑞。隆庆三年，任命海瑞为应天巡抚。海瑞为民做主，抑制豪强，被誉为“海青天”。

会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急急忙忙赶回北京，找到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向吴晗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两篇介绍海瑞的文章。吴晗对毛泽东素来敬重。1948年他出版《朱元璋传》特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选集》出版后，毛也曾亲笔题款向吴晗赠书。这些文字交往使吴晗对毛泽东的信赖无半点保留。听完胡乔木的传达，吴晗说：“主席号召宣传海瑞，我义不容辞而且尽快交卷。”1959年6月15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谈海瑞》；第二天，他又用笔名刘勉之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这时候，彭德怀还没有罢官。1960年底，他又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请，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演出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奉命做事的吴晗，万万没有想到《海瑞罢官》导致他家破人亡。此是后话，按下慢表。

历史人物海瑞，被毛泽东一鼓吹，在中国文化历史领域活跃了十来年。开头是被歌颂，后来又受批判。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动机何在？是真希望有人上书提意见，批评当今皇帝，还是钓鱼？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是钓鱼。但是他最初要钓的不止是彭德怀，还有周恩来、据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上将在军队系统传达：“后人写了海瑞传，叫做‘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风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定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这一谈话很有深意。他在鼓动周恩来对他“大胆批评”。他深知所谓“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三面红旗是错误的，造成了目前的严重困难局面。1956—1957年周恩来反冒进是正确的，对周恩来的批评和整治是错误的，周恩来一定不服。一定有话要说。他认为在核心领导层，刘少奇已经在反高饶斗争中被制服，朱老总是个招牌，挂不起帅来；只有周恩来，在国际威望、国内威望、党内追随者等等方面，都有资格出来挂帅与他抗衡，批判和清算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斗争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要因势利导，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先发制人。这些年毛泽东读《三国志》，研究曹操，研究司马懿，他心中的丘壑机关越来越深不可测了。在几次中央全会上，他见周恩来态度含蓄深沉，于是打出海瑞这张牌，以观动静。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败象渐露的时候辞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前夕，4月15日，毛泽东召开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他对下届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做了说明。他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说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合适。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

毛泽东这个讲话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把刘少奇推出来当国家主席，同时也把国家的巨大危机叫刘少奇背上。因为，知道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务的”。大跃进原来毛泽东亲自担任“政治设计院院长”，带领六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代替了国务院的工作，他实际上是国家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被排除在领导决策核心之外。至于具体工作，他管到了农业社发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级社升高级社，管到了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化，管到了种庄稼要深翻七尺（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七册第506页）；工业上他管到了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管到了钢铁元帅升帐，管到了亲自下达指标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如今把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