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文教搞乱了，全国都乱了套，他说他没管具体事务，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刘少奇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高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毛泽东从此在形式上退居二线。

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才逐渐恢复工作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举行。会前并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快散会了，3月2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信函，与陈云一起飞抵郑州参与讨论毛泽东的会议总结和《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草稿。

4月30日。周恩来接到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通知。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发言说：“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形势很好，但产量指标搞高了，打被动战。总想知道一点，摸不到底，心情有些苦闷、不安。去年定的1959年敢的生产指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上海会议和人大又把指标提出，还是问题。要注意党在国内外的威信，向党提出的东西，自己没有把握，不能泄气，要想办法，情况让大家了解后，大家想办法，共同努力。”这番话道出了大跃进以来周恩来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的苦闷和彷徨。

5月11日，周恩来出席政治局会议，会上，陈云建议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关于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1958年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1959年4月上海会议降至一千六百万吨。周恩来支持陈云的意见，建议降至一千三百万吨。并发言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周恩来还建议由他会同八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

5月16日。周恩来约八位副总理谈话，建议在二十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的重点地区视察，六月十五日左右返回北京。他还郑重其事地向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报告：“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问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经济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除此以外，对市场供应，农业生产等问题也就近进行一些了解。”这是大跃进以来周恩来第一次管工业，管钢铁生产。一个国家总理过问一下钢铁生产情况，本是份内工作，却要如此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扭曲了的领导体制所造成的。中央经济小组组长是陈云，副组长是谭震林，按毛泽东1958年6月10日所说“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的规定，中央经济小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位在国务院之上，所以，总理、副总理的调研结果，是“以求实现中央经济小组的要求”。而总理去过问一下钢铁生产，要事先向总书记报告，否则就有擅权、越位之嫌。1959年5月23日周恩来出发到河北天津、邯郸、石家庄等地视察，6月1日致信邓小平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来天津八天的工作情况。明确地对干部和群众讲去年农业确实大丰收、大跃进，但由于一时吃多、用多、花多了，今年才出现一时，一部分物资不足的现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且彻底地讲增产节约是大跃进中的两条腿走路，这是结合生产和消费、结合局部和全面、结合今天和明天的必不可少的积极的绝非消极的方针。9月13日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采纳了周恩来、陈云的意见，确定1958年钢的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1958年10月25至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继续跃进”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没有参加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破例没有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只作了《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的报告；而会议主题—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是由计委主任李富春作的。直至1960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十年总结》的讲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时，才给周恩来恢复名誉，并破例地请周恩来谈农业方面的问题。这之后，周恩来才负起总理责任，把国民经济全面抓起来。

15 于无声处听惊雷

因为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果盲目乐观，公布的粮食产量是七千五百亿斤（实际产量是四千亿斤），按照这个基数安排出口，所以1958年出口粮食二百六十六万吨，比1957年度（一百九十二万吨）增加38%；根据1958年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1959年底粮食产量是一万零五百亿斤。粮食出口量也随之大增，达到四百一十九万吨，比1957那增加118%。国家粮库急需补充，各省的粮食却迟迟调不上来。

从1958年夏天起。政府和农民就展开了夺粮大战。1958年底粮食产量，毛泽东钦定为七千五百亿斤，这个数字是根据省、市、地、县吹牛、撒谎、放卫星的产量­‎​‍综‍‍­­合‌­​​起来的，根据各级自报的产量征购粮食，大家都得认账。

粮食征购任务是怎样逐级下达直至发展成为政府与农民的夺粮大战的，我们看看河南省遂平县的情况就可知一般了。

据当时任遂平县委副书记的娄本耀回忆：“1958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调子就很高，他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征购，除了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也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于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会下，信阳地委召开小组会。地委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着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表态提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五百斤。标杆一定，人们都往高报，唯独平兴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报的产量偏低。结果，路宪文书记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蔡中田找到我私下商议，说‘老娄，你看咱报多少呢？’我说，‘报个三百多斤算了，多了咱拿不出这么多粮食呀。’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谁架得住这么来一家伙呀。’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百姓吃啥哩？’蔡中田说：‘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蔡中田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下，说：‘九千万斤，怎么样？’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不成，去年才征购八百万斤。’蔡中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样还过不了关哩。’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蔡中田还说：‘人家淮河南边都他娘的报一亿斤了。’”

遂平县1958年粮食产量是二点四四亿斤，大豆四千九百六十四万斤，芝麻九百零四万斤，总共三点零二六八亿斤。可县财委账面上记载着上报的粮食产量：十点二七九亿斤，比1957年增长三点一倍。按这个账面产量计算，全县人均产量一千五百六十五斤，根本吃不完。蔡中田悔不该当初吹牛，如今把自己套住了，只好报九千万斤。

省、地、县三级干部离农民较远，在升官的­‌​‎诱‍​惑‌‌‍和撤职的压力下，眼一瞪，心一横，把高征购指标接下来了，到公社、大队、小队三级就很难落实了，特别是小队长们，他们是农民选出来的当家人，和社员们同呼吸，共命运。

和兴公社第十一小队队长吴国祥，是条硬汉子。征购开始时，会计问他：“是先交征购粮，后留种子粮？还是先留种子粮，后交征购粮？”

吴国祥说：“先留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

“完不成征购任务咋办？”

吴国祥一拍胸脯：“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没你的事。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吧着留下了万把斤种子和口粮。这样一来征购任务当然完不成。公社一次次催交，吴国祥说是没有，硬扛着不办。乡里急了眼，派出找粮队夜里偷袭进村，从牛棚里挖出了存粮，当场把吴国祥队长五花大绑地带走了。乡亲们不敢拦，流着泪默默地为他送行。吴国祥因为流着泪对乡亲们说：“老少爷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沈寨公社二十个大队，最高亩产一百二十九斤，最低七十七斤，公社原来报的平均亩产四百三十五斤，按照这个“丰产”比例交征购粮，农民就得挨饿。该社三大队六队队长李如意，在征购开始时召开社员大会，他语气沉重地说：“老少爷们，今年粮食征购任务大，咱们要完成了，明年没吃的了，咋办？我做主，咱村先藏七十觔（注：一觔十斗，一斗十五市斤）大麦，明年度荒春。要是上级查出来，我李如意挡着。不过，我要求老少爷们保密，任死也不能说。”经过社员大会商定，把七十觔大麦放在最老实可靠的社员陈宽家里。不料，队里出了“叛徒”，跑到公社把藏粮的事告发了。上面一追问，李如意如五雷轰顶，“哇”的吐了一口鲜血，昏倒在地。

据统计，在遂平县和兴、诸市、沈寨、文成等公社，在征粮的头几天里，受批判的干部和群众二百六十四人。

尽管政府采用高压手段，农民的藏粮斗争仍在进行，这是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一场斗争啊!

卫星公社第十五大队半截楼村，把扬净的麦子重新掺进麦秸垛里，再把麦秸垛重新垛上，从中抓把麦秸就有半两麦子。

周庄大队让饲养员把麦子倒进牛草垛，上面是牛草，下面是麦子。

王彦庄王朝汉将麦子放在棺材里，上面堆放破衣服。

杨里怀村杨凤珍把粮食用袋装好，封死了口，沉在尿缸里。

大营村张葡萄连夜将麦磨成面，做了十几个锅盖大的烙饼，铺在床上，上面用床单盖好。时间一长，饼子发霉变黑了。

还有的将粮食化整为零，分成小包，趁夜晚无人时爬树放进鸟窝里；有的把粮食放在风箱里；有的把墙推倒，把粮食垒进墙里。

藏粮人道高一尺，搜粮人魔高一丈。

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反瞒产运动的指示，中共各级组织，政权机关公、检、法各个部门，都紧张运作起来。

在大跃进中出了名的嵖岈山人民公社，反瞒产动员大会正在进行，到会的各级干部和会计五十四人。大家眼观鼻，鼻观心，谁也不说话。会议主持者，公社书记陈丙寅为打破沉默开始引导。那时的各级干部，既挨过整，又整过人，都是老运动员了。对付藏粮的农民都有一套办法。

一个队的当家人就是队长和会计。来参加会议之前，他们藏好了粮食，订好了攻守同盟，甚至发了毒誓，谁也不能说。在一个屋子里开会是没人开口的，于是宣布生产队长和会计分开，队长进一间屋，会计进一间屋，，由公社干部一个一个地过堂。六连连长（即生产大队队长）刘贺圈没有经过这阵势，吓得拉了一裤裆，当即招认藏了六百斤谷子。那边厢是审会计的会场。一连科技包根一入会场就害怕，上牙打下牙咯咯作响。公社干部一眼把他看中，作为重点突破对象。这种会一般选在傍晚开，进行夜战，增加森严恐怖的气氛。说是“教育”运动，大辩论开路，实际场面是让受教育者在会场中间一站，一群民兵围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把人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再把这人拉起来，继续进行“教育”。过了子夜十二点，这拨人睡觉，换一拨人接着斗，被斗的人是不能睡觉的，这叫“熬鹰”，直到把受教育者的肉体和精神全部摧垮。包根没经过几个回合就全招了，供出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藏粮五百斤的经过以及藏粮地点。朱遂平在队长会场还在为老少爷们扛着，揭发材料一到，立即被揪了出来。他开始昂首挺胸站在屋中央，一阵拳打脚踢，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着头发拉起来。有人搬来一条凳子，让朱遂平站凳子上，一条腿抬起来，这叫“金鸡独立”，他晃晃悠悠还没有站好，有人一脚踹翻了凳子，朱遂平从上面跌下来，又是一顿暴打。就这样他仍然不肯承认藏粮。于是他被捆了个“小鸡凫水”，细麻绳勒进肉里，吊在院子里的树上，只消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已是满脸豆大的汗珠子，脸呈猪肝色。终于，朱遂平也被这种“坚决的教育”制服，大喊：“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这两个典型一树立队长会计们谁还敢硬扛呢！

硬的一手之外还有软的一手。公社干部在会上宣布：谁要主动揭发别的队的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