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上半个月的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那些意见就是驳。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个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党讲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钢铁、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点，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说是就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到列宁时候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1927年那样的失败？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了？不能这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如果讲责任，富春、鹤寿有点责任，谭老板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你要搞六百万吨，是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九千万人上阵，第一个责任是我、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

说到此处，毛泽东嘎然而止。

17 林彪助毛为虐

毛泽东的讲话，真如一声惊雷，“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观望者总算摸到了底，知所趋处，知所依归了。

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阅历尚浅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却怎么也拐不过弯来。他们不能忘记十二天前，7月11日的晚上，毛泽东把他们三个湖南人找到一百八十号。说是“开个同乡会”，进行了无拘束的谈话。周小舟在延安时代给毛泽东当过秘书，所以有幸被任命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大跃进中他的主要德政是，全省修了五万个小高炉，他下密令，有两万个没让点火，避免了很大的损失。对形势的看法，周小舟说：“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很为毛泽东欣赏，成了庐山会议的基调。周惠是湖南书记处书记，主管粮食。没搞“放开肚皮吃饭”，湖南后来饿死人较少、李锐是水电部副部长，1957年力排众议反对修建三峡大坝。毛泽东赏识他不随风倒，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缓建三峡工程。后来要他当自己的兼职秘书，以便随时有所垂询。

在这次同乡会上，毛泽东十分坦诚，引咎自责。他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哩！”说到这里，毛泽东和他的三个湖南老乡哄堂大笑了一阵。

“万斤亩，主席怎么也相信了呢？”李锐插话。

毛泽东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植物如能利用照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就能亩产几万斤；接着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许多事情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在河南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了报：‘人民公社好！’”

三位老乡说：“下面乱传话，传得快，还是形成文字为好。”

毛泽东说：“讲得不对，文字也一样不好。钢翻一番，谁知当成了法律，党比人代会厉害得多。北戴河规定翻一番，索性登报，是薄一波和乔木的建议。”

李锐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注：毛泽东在1958年9月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等口号不科学。”

毛泽东虚怀若谷地说：“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周小舟说：“农业是根子。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有些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了。没有往下传。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故此没有失收的问题。现在会议还有压力，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

周惠也插话：“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李锐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还是唱一个调子。”

毛泽东欣然同意：“那好。”随后就通知了秘书处，从7月16日以后，人员就打乱混编了，但组长没有动，仍分六个组。

李锐乘机进言：“二五计划轮廓要定下来，否则不好办事。”

毛泽东说：“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注：李锐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指客观规律不易掌握）。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计划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李锐说：“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二周也附议。

毛泽东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陈云当总指挥好。陈有长处，也有短处。”

这次召见，使周小舟、周惠、李锐如坐春风，他们简直忘记了毛泽东九五之尊的身份，忘记了“伴君如伴虎”的宫廷戒律。周小舟信口开河，竟说出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在中国历史上专用于讽喻帝王的话。而毛泽东竟心平气和，不以为杵。三位忠君大臣得出了一个结论：主席决心纠正大跃进以来的种种错误，很能听得逆耳忠言。

7月12日上午，周小舟进入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向彭德怀介绍了11日晚上毛主席召见的情况，关于会议多谈缺点还有压力，建议混合编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及郭嘉、蒋干故事等都谈了。周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总去找主席谈谈，更引起主席的重视。”

彭德怀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

周小舟说：“那些发言加以充实整理，就很好了。”

周小舟也是封疆大吏，中央委员，精明过人的政治家。在他忠心耿耿地要帮助主席虚心纳谏，走出困境，使大跃进实现软着陆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本人充当了钓彭德怀这条“大鲨鱼”的鱼钩，而鱼钩一旦搭在鱼的身上，就再也不能解脱，自己的政治前途要和彭德怀一起葬送在庐山。

24日听完毛泽东亮明旗帜的讲话，三个湖南人在周小舟处放言高论。

周小舟说：“我怀疑主席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的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将导致党的分裂。”

周惠说：“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

李锐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

周小舟说：“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我们一起到主席那里去一趟，问问到底是为什么？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劝阻说：“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了也没法谈。”

周小舟提议到黄克诚那里谈谈，黄克诚是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是周小舟的老上级。他上山后，为工作方便，也住在一百七十六号，与彭德怀同住一幢房子。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思想极为沉重。周小舟拨通电话后，黄克诚婉拒， 因周小舟坚持要去，黄认为周李都是毛主席的心腹近臣，或许不要紧，就答应了。三人一进入客厅，惯常的让座倒茶全免了，就站着说话。

周小舟说：“主席可能受了蒙蔽。袁世凯称帝前，筹安会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他看。”

李锐说：“主席也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闻言大惊失色，在他这里说这种话还了得吗！连忙截住话茬：“你们是主席身边的人，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中央集体领导很好。有错误，自己多想想，可以做检讨。”

这时是晚上九点多钟。彭德怀手持西藏军区要求增派车辆的电报推进门来，他是来找总参谋长黄克诚处理军务的。周小舟上前打了个招呼：“老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

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

又谈了几句，三人告辞出来了。偏巧在归路上遇见了罗瑞卿。罗瑞卿回去向毛泽东报告：“彭德怀有非组织活动。”於是，由思想批判深入到追查反党集团。

7月26日傍晚，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在彭德怀的观念里，君臣的关系很淡薄。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好像还停留在井冈山时代。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毛不称“主席”，直呼“老毛”。对于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文过饰非，强词夺理，他反感极了。谈话中二人各不相让，顶起牛来。彭德怀骂街了：“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位元帅指的是“七大”前的华北座谈会，因为打了“百团大战”，你组织人批了我四十天，如今你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庐山会议开了二十天，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我给你提了点意见，为什么就不行？这个话没有录音，没有记录，但原版保存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三年之后，1962年9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搞乱了，工作受了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话是有录音、有记录的。

谈话谈崩了，彭德怀大不敬，辱骂了“今上”。这样一个事态发展恰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於是彭德怀的问题“升级”了。

7月27日凌晨，毛泽东召开常委会给彭德怀定性。周恩来说：“对彭德怀的问题还是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刘少奇、朱德同意周的意见。毛泽东一票否决三票，要挟说：“看来我只好上井冈山了。“於是三常委屈从毛，同意打倒彭德怀。

7月27日上午，刘少奇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继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要对人。毛主席说：彭德怀与他长期以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要联系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批判。”将原来的六个小组，合并为三个大组，任务包干。第一组组长李井泉，领导批彭德怀；第二组组长张德生，领导批黄克诚；第三组组长柯庆施，领导批判张闻天和周小舟。

也在这天上午，汪东兴召集各中央领导人的保卫人员和秘书及江西省接待委员会的负责人开会，宣布：

一、这几个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及其追随者）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住地。

二、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示，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

三、这几个人不能互相接触。

另外，不能把这几个人的名字传出去，这是纪律。

7月30日，聂荣臻和叶剑英奉命劝说彭德怀检讨认错，叶剑英流着眼泪说：“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然后二人又劝彭，不管“事实”，抛开“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