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些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数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来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够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了这股风,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没有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教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得延长。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注:梁朝的曹景宗),打了胜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兢;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注: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译为齐言”,是一篇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青年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边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似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57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切切的泄气性,悲观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人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纸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法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有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三十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等省有一半食堂还在,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句话?三分之一农民,坚持下去就了不起,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56年就有办的,58年搞得更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差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缺点。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此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会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自己开脱一下。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对建设也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袖”,没有领导,哪来英明。58、59年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周、陈)。实在是一大摊事未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钢铁指标柯老讲六百万吨,我6月讲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发表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了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我,一个儿子在朝鲜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补贴八十亿,搞小洋群、小土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碳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