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些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数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来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够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了这股风，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没有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教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得延长。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注：梁朝的曹景宗），打了胜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兢；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注：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译为齐言”，是一篇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青年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边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似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57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切切的泄气性，悲观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人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纸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法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有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三十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等省有一半食堂还在，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句话？三分之一农民，坚持下去就了不起，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56年就有办的，58年搞得更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差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缺点。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此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会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自己开脱一下。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对建设也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袖”，没有领导，哪来英明。58、59年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周、陈）。实在是一大摊事未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钢铁指标柯老讲六百万吨，我6月讲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发表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了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我，一个儿子在朝鲜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补贴八十亿，搞小洋群、小土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碳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