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这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

从贺龙这个发言看，毛泽东给他交底了。贺龙元帅虽然文化不高，但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彭德怀是一方面军的，是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贺龙作为二方面军的统帅，不是毛泽东的嫡系，一般会采取“疏不间亲”的原则，不轻易介入毛彭之间的争吵。如今不仅介入，而且调子比谁都高，毛泽东自己都承认有一个指头到三个指头的错误，他却说连一个指头都不到；又回顾历史，批王明路线反衬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对彭德怀，不仅有批判，而且有揭发，这是对彭德怀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的信号。

7月21日，张闻天在华东组（柯庆施为组长）作了长篇发言。在众多高级干部猜度毛泽东的心理，窥测会议方向，以求作分寸适当地表态，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的时候，张闻天说话了。他仿佛又回到了遵义会议时代，想唤醒全党的迷狂，端正会议的方向。他说：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够，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工业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的讲话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 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但是问题既然存在，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跃进，就很容易产生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人民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压不下去。中央现在纠正这种现象，很必要。谦虚一点有好处。

讲缺点并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它也要通过实践的证明，并且不断修改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账。

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是不行的。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

总之，民主空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东西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张闻天发言长达三小时，一共讲了十三个问题，以上是他发言的重点。通篇发言摆事实，讲道理，逻辑严谨，充满了作为执政党一员的主人翁的善意。饥荒开始蔓延，农村在成千上万地饿死人，参加庐山会议的大员们，没有一个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有不识时务的，把人民的命运摆在个人荣辱之上的张闻天。

当天晚上，华东组组长柯庆施跑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说是大事不好，主席要是再不明确表态，人都被他们拉走了。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入夜，一百八十号宽敞的书斋他仍觉得憋闷，到外面竹林里去踱步，边吸烟边走，走完一圈又一圈，吸完一支又一支，脑子里三十六计想了个遍，柯庆施说得对，是该亮明旗帜组织队伍了。

他知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在挨饿，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在蔓延，各级干部在向上面追究责任，公社埋怨县级领导，县级领导埋怨地区领导，地区怪省，省怪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都在看着自己，怎样收这个局？

要是周恩来能出来该多好啊！那时可以将一切罪过归咎于政府，自己以正确路线代表的资格，反对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偏偏这个周恩来拒绝扮演海瑞的角色，只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整顿被搅得一塌糊涂的国民经济，无半句怨尤，更不提“反冒进”的旧账。回想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公社化运动，全民办食堂等等，都是自己在大庭广众之前拿的主意，周恩来处于半靠边，既没有建议，也没有反对。在保持一致方面，我说一百，他不说九十九，也不说一百零一，实在无辫子可抓。

跳出来的这两个人，一个彭德怀，一个张闻天，彭是管­­军‌­‍​‎事‎​​‌的，张是搞外交的，经济建设上的失误，怎么拐弯也拐不到他们的肩上。他们的意见反映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看法，都是实情话，有根有据，实事求是，但危险也就出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上，他们的观点一旦统一了上下的思想，自己的地位还能保持吗！虽然彭德怀承认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张闻天说缺点是一个指头，但遵义会议不是也说博古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吗！？

毛泽东的思想集中在一点上：当前形势是反“左”还是反右？彭德怀要求彻底纠“左”，提反“左”的口号，顺乎党心民心，让整个国民经济从“大跃进”的癫狂中退下来。休养生息，但自己呢？当反“左”成为汹涌潮流的时候，自己还能在这象征对全中国的统治权的昔日的“美庐”，今日的180号发号施令吗？

一条饿死人的“左”倾路线是要有代表人物的。反“左”反到最后不就是引火烧身反到自己头上来吗？！自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千辛万苦，家破人亡，前不久大儿子死在朝鲜战场上，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吗？不能！绝对不能！

保住自己的“帝位”是高于一切的，这就是结论。鉴之于历史，为巩固帝位，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是不择手段的。他想起了庐山锦绣峰下的御碑亭。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洪武十三年杀丞相胡惟庸，洪武二十六年又杀大将蓝玉，其家族、同僚、部属，因胡蓝党案株连被杀者达四万余人。最无道理的是杀韩国公李善长。因占星官报告：“会有星变，其占为大臣当灾。”“勋臣第一”的李善长，为此全家七十余口满门抄斩。朱元璋几乎杀尽了为他打天下的功臣，然后，建造了这个御碑亭，说自己做皇帝是天意，流传至今。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毛泽东得到历史的启示后回到了现实。

毛泽东又点燃支烟，一个亮点在竹林中游荡。新的一轮踱步、新的一轮思考开始了。

要从根本上扭转会议的方向，扭转全党的方向，扭转全国人民的方向。当前的形势不是反“左”，而要反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了保卫这三面红旗，要组织队伍同一切反对派作战，把这股汹涌蔓延的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压下去。然后，在实际政策上，悄悄地纠正“左”的偏差。

看来要牺牲老彭了。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第二号元帅，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英雄，这样一个人物倒下去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有相当震撼作用的。谁再提反“左”，谁要再翻腾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那就看看彭德怀的下场。

还有那个洛甫（张闻天），在延安当了十年“开明君主”，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扳倒他可以防止在三“左”路线时期犯过错误的干部（这个数字不小）重新在他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22日天亮以后，一百八十号一位值夜班的老工人在竹林里看到数不清的足迹和几十个烟头。毛泽东下了决心了。该纠“左”时他反右，这一念之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入了绝境，只要他活着，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从此以后，他不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在他一念之差的后面，是亿万生灵涂炭，上千万人活活饿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和兵变。

又想了一天一夜，7月23日早晨，会议秘书通知大家开会，九点听毛主席讲话。连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不知道毛泽东要讲什么。这是毛泽东对全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会议在庐山交际处招待所西餐厅举行。毛泽东提早几分钟来到会场，坐在铺着白台布的桌子前吸烟。他吸的是一种特制的熊猫牌香烟，据说尼古丁含量很少。又重新开了一包，放在桌子上，这就是他的讲话提纲。他有这个本事，第一支香烟引路，有不尽的才思，足以使他的听众目瞪口呆，像接受催眠术一样入其壳中。

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和部长们都到齐了，毛泽东自拉自唱，也不用人主持会议，平静地开了腔。这是一篇“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代表作。以下是李锐记录的讲话全文：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辉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