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多了。铁今年可以完成六十至七十万吨，钢五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事实，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了。错误已作适当检讨，怨气还不是太大。不过，党内外讲话顾虑太大。知识分子有三不讲：报上没登的不讲，领导没讲的不讲，同公布数字不合的不讲。这是反右的副作用。河南今后方针：一切为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

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过七次言，有些尖锐的话，如“人民公社办早了。”“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炼钢铁’这个口号对不对？”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但这些意见整理印成《简报》后，被协助周恩来主持会务工作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棱角磨平了，以致彭德怀看了还不满意，私下对周小舟讲：“有些意见在小组会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彭老总不理解这是周恩来和杨尚昆在暗中保护他，决定向毛泽东直言上书。

16 彭德怀为民请命

毛泽东每天阅读《简报》，看每个人的发言和表态，但没有人跳出来，毛泽东心里很是着急。对于党内、军内和人民中汹涌而起的的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暗流他寝食难安。必须要打倒一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才能把这股暗流压下去。

7月14日下午，彭德怀的“致主席信”送上了毛泽东的书案。毛仔细看了两遍，心中窃喜，提起毛笔在信上加了个眉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给大会秘书处，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与会全体同志。

意见书分甲乙两部分。甲的题目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当时公布的各种数字。说：“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地总路线是正确的。”“在全民大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的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做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乙的题目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开头说：“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下面谈了两个问题：

一、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可以腾出手来大干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部门各地区，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

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7月16日，毛泽东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议事，决定会期延长，要评论彭德怀这封信的性质，通知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上山。薄与安都是“七大前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批评彭德怀的当事人，这时候毛已下了从历史到现实全面清算彭德怀的决心。

对于彭德怀的信件，毛泽东并不亮明自己的观点。在党内斗争中，任何时候他都注意掌握多数，跟一些他认为该打招呼的人打了招呼利用各种机会召见一些人，首先是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例如，邀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时，说：“我现在不发言。”

从7月17日至22日，各组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讨论。

第六组（东北组，组长欧阳钦）22日上午讨论，对彭德怀信件的评论是这样记载的：“有些人认为，这封信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有的人说，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 ，如果再多说几句，分析分析就清楚了。”对于后来被抓住不放，上纲为反对毛泽东的几处提法，即大跃进造成比例失调，影响城市各阶层和农民各阶层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问题；处理经济问题不如金门打炮、平定西藏叛乱那样“得心应手”问题，大家也表示了看法。有的人说：“从实际工作执行中，从一个时期发生的具体情况看，如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等，说它是政治性问题也未尝不可。”有的人说：“有些问题热得过火，如有的县提出‘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不过分，但这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不要说成是普遍现象。”有的人说：“说我们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不像平定西藏叛乱、金门打炮那样得心应手，指我们这方面缺乏经验，也是可以的。”

第四组的陶鲁笳（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关系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然已大体纠正了，但完全解决还要做很多工作。缺点的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有缺点错误，当然非右即‘左’，大跃进中的主要倾向，肯定不能说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出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还是必要的。”

一机部部长赵尔陆也在第四组。他是带了一箱子“海绵铁”上山的。大跃进以来他和王鹤寿的关系很紧张。王是钢铁工业的“头”，赵是机械的“头”，这是毛泽东在北戴河封的。王把炼出来的钢铁交给赵尔陆。赵尔陆想展览这一箱子宝贝，后来一反彭德怀，没敢拿出来。赵尔陆在小组会上是这样说的：“过去一个短时期经济社会中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应该感到沉重。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建议书值得斟酌的是个别问题的提法，如说缺点的性质是政治性的，容易引起误会。”

四组组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食堂问题上继续护短（因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揭了老底）。他说：“应该承认，半供给制是多数农民赞成的。四川实行包两头，对老人和小孩实行粮食供给制。公社经过整顿后，占人口多数的贫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食堂对组织生产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出勤率可增加10～20%，劳动时间增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半供给制和食堂尽管还有缺点，我是很留恋的。”李显然知道，田家英的“御状”没有告倒他，他对彭信没有正面评论，但知道毛泽东的态度。

李先念也在第四组，跟组长唱了对台戏。他说了四个问题：“一、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办常年的、季节的、临时的、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食堂的好处是可以节省劳动力，但有三个问题要考虑：1、是否多吃和浪费粮食？三百六十斤口粮肯定不够，在家吃饭可以糠菜半年粮；2、燃料问题，北方用煤肯定要增加，今年预计要销八九千万吨；3、副食品的商品率是否会下降？（有人插话：肯定要下降。）二、公社问题。步子走得快了点，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的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这是大跃进中一条主要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并不能离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要注意三方面的平衡：各部门内部的平衡，如搞多少钢，不能只看有多少高炉、平炉和转炉，还要看矿石、轧钢能否跟得上；左邻右舍的平衡；最后集中在物资、‎‍综​​­‎‍合­‍‌‍‌财政和劳动力的平衡。去年计划工作在这三方面都有缺点。四、小高炉问题需要整顿，否则不能坚持。去年小高炉贴了四十个亿，也不可惜。但有的同志认为四十亿搞一千万吨的生产能力，比武钢用十五亿搞三百万吨并没有多大不合算，这一点要研究。小高炉的账要细算。”

具有­​‍‎现‍‌​­代‌­科技意识的聂荣臻元帅在六祖发言，委婉地反对两小无猜（注：毛泽东把小高炉、小平炉称为“两小无猜”）他说：“大型企业的发展应当是向­​‍‎现‍‌​­代‌­化、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前进，而不是搞土设备、土机床。今后必须注意提高质量。目前我们钢的品种只有三百多种，而世界上钢的品种已达三千多种。应该对钢的品种规定出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合金钢最低应占10%以上，而现在只有3%。现在有些特殊钢厂为了完成数量任务，在炼普通钢。”

总参谋长、书记处书记黄克诚19日在第五组发言。他说：“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人民公社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要是只挂个牌子就好了。去年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地了解炼铁情况，这是大放“卫星”的地方，发现质量不好，产量不实，向中央写了封信，提出看法。材料转到省委后，省委大发雷霆。这就是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现在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基建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大跃进以来，党与群众关系受到影响。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主席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三组组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党内应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晦自己的意见，大胆讲出不同意见的精神。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否可靠。”

二组组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发言中没有正面提及彭德怀的信，说华东一切都好，仍是太平盛世、他说：“就得失关系，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于失。1959年华东四百二十八万吨生铁任务，就是靠去年建设起来的‘小土群’设备完成的。农村粮食真正紧张一点的是山东济宁，但济宁现在基本上稳定了。华东其他各省，尚有小部分地区的粮食曾有不同程度的紧张，都已做了安排，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我们正在切实改正缺点，同群众关系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紧张得不得了。”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在二组表态：“我认为彭总的精神、态度是很好的，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这已经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至于信的内容，有些问题的估计，例如‘基本证实总路线是正确的’，‘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不能同意。”

贺龙元帅在第三组发言，他说：“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些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就纠正，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回想博古、王明路线的错误，整个湘西苏区，被承认为党员的只有关向应、陆冬生、夏曦和我。提起这些事，我真痛心。而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像这样的路线错误是难以纠正的。而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